残酷的转折
患上尿毒症后，家里债台高筑
2007年从湖南文理学院毕业后，郭涛一直在中山一家公司做人力资源专员。2009年12月，郭涛被检查出患有因肾小球肾炎引发的尿毒症，命运陡然转折。2010年5月，他成功接受了肾移植手术。
“我还算幸运，能找到合适肾源并成功移植的不到1%。”郭涛说，虽然肾源来自母亲，省掉了一大笔钱，但手术费、住院费和高额药费，还是拖垮了这个湖南韶山的农村家庭。“我要终身服用抗排异的药物，多是进口的，一粒就要好几元，每个月药费要2000多元。”郭涛说，有腰伤的爸爸在工地打工，妈妈当清洁工，收入微薄。为了治病，家里前后借了十多万元，一直还不上。
手术后，郭涛在家休养了近一年半，其间经历了旁人无法体会的痛苦。“身体的痛苦倒在其次，更难受的是心理。”长期卧床在家，切断了和外界的联系，无人交流，苦闷压抑；看着同龄人成家立业，看着年迈的父母疲于奔命，想到自己可能会成为家中永远的重担，郭涛的内心异常痛苦。
他坦承曾几近崩溃，差点丧失了生活的勇气，在父母和朋友的鼓励下，才又逐步恢复过来。“后来就想尽快养好身体，出来找工作，能自食其力，让父母别那么累。”
目前，郭涛寄宿在同学的住处，经济上仍靠父母供给，在深圳一边投简历找工作，一边温习专业领域知识。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郭涛尽管省吃俭用，但经济压力很大，“如果一直找不到工作，不知道还能撑多久，不行只能再次回家。”
可怕的歧视
企业不担风险，重症康复者就业何其难
在郭涛看来，对尿毒症的陌生和偏见，及救助政策的缺失，是自己被拒的主要原因之一。
“人们一听就以为是绝症，能不能活下去都怀疑，更别说工作了。”郭涛说，尿毒症肾移植手术在国内比较成熟，保养得当，术后存活期与常人无异。经过长时间休养和调理，自己的身体恢复得很好，和常人无太大差别，“医生告诉我，除了一些重体力活，一般办公室工作没有问题。”
“作为弱势群体，没人重视，这才是最可怕的。”郭涛认为，如果国家政策能够稍稍倾斜，将类似尿毒症等重症康复者，列入国家正式规定的伤残等级，给予雇佣单位减税等方面的激励，“那样的话，我或许不会再因为说句实话而影响工作了。”
深圳大方律师团黎大方律师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政策来协调，“政府应该设立救助式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安置和工作补贴，这一切不应由用人单位来承担。”
一位深圳本地企业人力资源部人士认为，一般公司都避免接收有严重病史的员工，如果在工作期间或工作场所犯病或发生意外，公司要承担工伤责任和相关赔偿，外出检查和就医对公司来说也是时间成本。“入职时都会有入职体检和健康承诺书来避免风险和责任。我们提倡公平就业，但职场竞争激烈，好身体当然更有竞争力。”
治疗期间与郭涛相熟的多个病友，康复后都找到了工作，逐步重新融入社会甚至结婚生子。“当然，大部分人隐瞒换肾经历。”郭涛说。
“寂寞”的实话
陷入自我怀疑,说实话到底值不值
郭涛把一系列的求职经历贴在网上，本想获得更多人的理解和关注，可网友的反馈却出乎他的意料，除开少数人表示支持，更多的人表示“不解”，甚至有人说他“脑子有病”。
网友的回应比求职遭拒更让郭涛感到心灰意冷。一个渴望通过自己双手过上有尊严生活的年轻人陷入了难以休止的自我怀疑：说实话到底值不值？难道是我有病吗？
郭涛最终觉得，如果弱势群体一定要以牺牲尊严为代价存活，那一定是社会生病了，“人还是诚信一点好。”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邱林川认为，郭涛的尴尬处境不仅归因于制度缺失，更有“职场造假盛行”的文化症结，“办假证、伪造学历在求职招聘过程中十分普遍，人们默许和麻木于职场中各式吹嘘和假话，突然有人说真话，反倒有些不适应了。”
“我的身体受损伤，但精神没有，说真话是我最后的尊严，不能连最后的尊严也失去了。”
——郭涛
郭涛希望能找到一份收入在4000元左右的工作，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如果您能为郭涛提供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请联系我们。 文/图 记者潘播、肖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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