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你认为银行放大了你套现的勇气？
潘：是！银行存在很多潜规则。比如说，这套房产的贷款额度不能达到2000万，怎么办？银行为了做自己的业绩，先贷给我1000万元，我存进去，再贷一次；以承兑汇票开出来，以质押的方式，那么银行的存款业绩就有2000万元了。同时，银行又给我贷了1000万，我手里就有2000万现金了。我再把2000万元质押一次，再贷出来。银行再贷给我2000万元，那么，银行的存款就有4000万了。我也套现了4000万元。何乐而不为呢？
羊城晚报：当时宏观政策的改变，也造成了楼市整体下跌，可为什么你仍然认为银行是罪魁祸首呢？
潘：2011年9月份，每次我去银行，银行就拖我“没问题，下个星期就放贷”，他们说。因为这样，我把多余的钱全部支付利息了。最后几个月，我每个月支付600多万元的利息，最高一月付了670万元利息。如果银行没有这样拖我，我当时给自己留下一两千万元，完全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银行贷款还会下来。我把手上多余的钱全部投进去了。
我被银行害了。我的理解是，罪魁祸首就是银行。
羊城晚报：假如当时的宏观政策不调控，银根也没有紧缩，你认为你能避免今天这种局面吗？
潘：我做的很多实业都是民生工程。
如果再自己走下去，我会把它们理顺，把实业做实，会有一个自我修复机制。其实当时我已经有思路要做实业。我投了4700万元，买了一个很大的厂房，想把鞋厂搬过来，还想再投1000万元，把流水线从1条增加到4条。但当时已经是2011年9月份，来不及了。
未来目标就是还钱
从2011年10月到现在，大半年过去，在网络上输入“潘晓勇”，债权人追债的帖子仍然可见。欠债未清，故事便没有完结。
大半年间，有人撤销对他的起诉，也有人在继续告他。而面对3亿元天文数字般的欠债，潘晓勇说，未来的目标就是还钱！
羊城晚报：你离开温州之后，有没有债主向你追债？
潘：债主也在找我。我走后主动给全部的十几个债主都打过两三次电话。我觉得对他们是个心理安慰。我告诉他们，不要急，我正在想办法找钱还给他们。急的话，你们可以去法院告我。但是，没告我的债主，我有钱了会第一时间还他，告我的债主，我最后还钱，时间可能三年，五年，甚至更长。
现在很多债主已经感到心理安慰，有些人已经撤诉，有些人比如欠他们500万的，提出能不能年底先还10%，或者分三、四年，五年还。但是，也还是有两三个人在上诉，或者要联合起来找我。我也没办法。
羊城晚报：现在的欠债情况怎么样？
潘：目前还有27套房子抵押，欠银行贷款2.2亿元。民间借贷还欠5000万元。去年的时候，欠民间借贷1.1亿元。后来，我名下的很多资产，包括大楼都抵债抵掉了。算下来，目前还有将近3亿元左右的欠款。
羊城晚报：房产大缩水，银行欠债怎么处理呢？
潘：我当初是在温州房产最高峰的时候向银行借了2个多亿。现在房产缩水，市值只有8000万。银行也面临这个问题，是作为坏账处理呢，还是上报央行，或者等国家有个批文再去处理这样的事情。我也不清楚。
羊城晚报：未来你有什么打算？
潘：就是想把钱还上。只要人还活着，还是这个思维方式，有能力就一定要还钱！这就是我给自己定的目标。但是现在还有人在怨我，说我还有几千万元，不还给他们。还有人组织起来去告我。如果我没有活路，我怎么还钱给你？我才29岁，能达到3到4个亿，我觉得这辈子足了。
但是我觉得人生，我还有自己理想和目标存在，所以我才能坚持到现在。
回首往事
摸到好牌打得太烂
亲历了2011年震动全国的那场温州老板“走路潮”，潘晓勇有时候觉得，2009年到2011年这三年以几何速度疯长的财富更像是一场梦。这场梦给他留下了太多的思考。“这是一个好的时代，本来已经摸到一副好牌，遗憾的是没有将这副牌打好。”
关于实业：盲目放贷变空心化
羊城晚报：既然实业不赚钱，为什么还要投入实业呢？
潘：包括我，包括温州很多知名企业在内，当时做实业只是摆样子，提供一个平台，融资的平台，人际交往的平台。
比如珠宝店，我投入了几千万元，摆个门面，好看而已，赚不到钱。
别人说，老潘你在做什么？我说，我做的行业很广，包括鞋、珠宝、建材什么都做。实际上是把实业作为一张名片，宣传我自己。
当时的同行基本类似我这样。有些纯粹放弃了家族产业，他们的长辈做实业做了十几年，做得非常好，但到了他手里，实业就不做了，放在那里。而是以实业去贷款，参股一些借贷公司。结果就是，温州的实业变成空心化。
羊城晚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潘：因为这个钱好赚。躺着睡觉都在赚钱。你放出来2000万元，利息两分，一个月就有40万元进账。一年就有480万元。这是最低的，平时借，一般利息在4分到6分。
羊城晚报：谁能支付4分到6分的利息？
潘：像股票一样，有赚到钱的，也有赚不到钱的。赚到钱的极为少数，亏的是绝大部分。所以一些实业，为了支付高额利息，就把自己的产业当做平台，去借更多的钱。2009年到2011年这三年，如果企业没有真正意义上做实业，它的业务量、产品、管理体系，统统会下降50%，甚至以上。一些上万人的企业，减到最后只有一千人，甚至几百人，6条生产线最后只剩一条。
关于民间借贷：每一个人都像疯了
羊城晚报：当时温州民间资金处于什么样的情况？
潘：2010年温州老百姓去菜市场买菜都要还半天价，但我们去买房子，1000万元的房子我看都没有看，就现金直接付清了。
当时温州民间资金太充足了。
5000万元以内的借款打个电话就可以，根本不用去别的公司签个借条。
一个骑黄包车的，都会把积累一二十年的积蓄，放到担保公司拿利息，有些人甚至整个家族陷进去。2010年7月份，我把借一个亲戚的300万元还给了他，但他又把300万元放贷出去，还把自己的房子、老婆家7套房子以及弟弟的房子，全部抵押，放到担保公司。现在整个家族的房子全部要被银行拍卖。
当时甚至连KTV包房都被订没了，本来最低消费5800元或8800元的要提价5000元。所有人都太有钱了！所有人都疯了，所有人都在参与。
当时如果你没有参与，所有人都会认为你才是疯的。
羊城晚报：资金链断裂之后，当时温州的情况怎么样？
潘：当时温州已经变成一个灰色的城市。那一年(2012)春节是温州20多年最冷清的一年。在那之前，温州一天的烟火销售量都在上千万元以上。2012年春节只有几百万，甚至一百多万元。老百姓没有钱啊，再加上债主要债，根本没有心情放烟花。当时媒体有篇文章说，是不是温州人连买烟花的钱都没有了？确实是这样。
记者手记
财富，神话，缩影
像是时速180公里狂奔在高速路上的一个突然急刹，潘晓勇的创业梦想戛然而止，尽管你仍然能够深深感受到他身上闪现的企业家理想和企业家精神。
从6万元信用卡套现到身家数亿，这个三年间打造出来的财富神话更像一个传奇。这是常人难以复制的成功，它是一个普通民营企业家从时代中发掘到机遇，却又最终倒伏的残酷教训。
这样的传奇在2009年—2011年大量滋生，又在2011年一夜覆灭。继1986年导致温州8万家庭破产的“抬会事件”后，20多年后悲剧轮回，老板走路风潮将温州重新抛上风口浪尖。这个城市的困局是中国经济的一幕缩影。时代为它造就了富甲一方的“温州老板”，也为它烙下惨痛的伤痕。
假如没有楼市的疯狂，假如潘晓勇蛮勇的胆量没有得到资本市场一波又一波的放大……假如时光倒流，身处这样一个黄金的时代，可能发生什么？
也许，下一次，我们会走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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