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人民币升值
如果央行选择降息、扩大人民币对美元的交易区间提高波动率、重回盯住一篮子货币来进行调整,人民币的强势应该已是“强弩之末”
在美元走强和日元走弱的大背景下,人民币兑美元的单边升值成为市场待解的谜团之一。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幅度已达1.8%,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3.6%,这表明人民币对非美货币的升值幅度更大。
综合分析,有几个主要因素导致人民币快速升值:
首先是人民币的高收益率,在澳大利亚央行降息后,人民币利率水平在主要经济体中成为最高值。大量资本通过持有人民币获得利差收益。以债券市场为例,一年期人民币国债的收益率可以达到2.8%, 高于美国十年国债年均收益率1个百分点。
第二是人民币汇率波动性过低,这在成熟市场中几乎难以想象。一个低波动率的稳定升值货币,得到资本的青睐也就不足为奇。
第三是热钱在境内外的套利。频繁的套利交易不仅导致了境外市场对境内市场的影响加大,也导致了境外市场上的人民币利率水平越来越高。结果,人民币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境内外汇差也开始加大,如此循环造成人民币升值以及资本流入的压力。
所谓热钱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资企业,因为多数热钱通过正规贸易渠道进入境内,更重要的是,只有提供贸易单据,企业才能在境内市场上卖出外币并买入人民币。
我们调研发现,在实际操作中,企业套利行为变得越来越复杂,从以往经验看,企业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向境内输入美元。而在人民币离岸市场开辟后,企业可以通过贸易渠道直接将离岸人民币输入境内,这样就可以在不承担汇率风险的前提下锁定套利收益。
大宗商品也是企业从事套利活动的重要工具,通过不断买入和卖出大宗商品,企业可以根据境内外的汇率和利率走势来决定贸易流的走向。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境内市场上,以铜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一直就带有十分明显的金融属性。
由此可以发现:经常项目对资本账户的替代性已经十分明显,企业的金融活动导致了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的空转,这与2003年-2008年的资本流入房地产和股市的情况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也意味着资金的流动变得更加短期化;中资企业往往是造成资本流动的主要原因,同时其往往具备合法的贸易背景,但这也容易让监管当局放松警惕。
长期来看,这些问题的出现,背后存在着利率和汇率非自由化、行政力量过强等结构性因素,但短期来看,则要从根本上解决利差过大和波动率较低的问题。
在欧洲、澳大利亚和韩国央行降息后,中国成为最后一片高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影响有限,还不是世界货币政策的中心,所以,在以我为主的前提下,减少自身货币政策的差异化仍然十分重要。
近期的G7峰会对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也采取了绥靖政策,也意味着中国的降息开始变得更加紧迫。G7重申财政及货币政策应该针对国内问题,而非操纵汇率,这等于默认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认为其主要是为了解决国内的通缩问题。这为日本的进一步印钞开了绿灯,也意味着日元的贬值仍有很大的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也应该采取降息举措,来解决资本流入国内带来的通胀和资产泡沫的压力。
通胀压力仍然存在是反对降息的重要原因,但相对较高的利率却可能带来大量的资本流入,反而造成货币政策的实际放松。从这个角度出发,降息反而不一定会带来流动性的宽松。但如果保持利率水平高企,同时通过大量的公开市场操作推高市场紧缩预期,反而会造成资本流入的压力越来越大。
在提高汇率波动性方面,在多数国有银行仍然对主动增强汇率波动性十分谨慎的状况下,中国央行应该主动进行尝试。亚洲的很多央行也在近期对汇市大举干预,这既增加了汇率的波动又避免了本国出口的竞争力下降。
更重要的是,中国央行应该有明确的汇率改革方向,并明确按照一定的规则来执行汇率政策。事实上,央行早就明确人民币汇率将按照一篮子货币的走势,但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当人民币严重偏离篮子货币的走势时,央行却显得有些犹豫不决。
换句话说,如果央行选择降息、扩大人民币对美元的交易区间提高波动率、重回盯住一篮子货币这样的步骤来进行调整,人民币的强势应该已是“强弩之末”。
作者为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