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省巴中市北部的一个小山村，当地农民的收入主要靠种地和打工。这里大部分水田种植水稻，旱地大多只种蔬菜。有老年人居住的菜地还不错，年轻人家的旱地基本都撂荒。“种地不划算。”在北京打工的四川籍农民工周锐这样告诉《华夏时报》记者。
据周锐介绍，如果不是残存的田埂，现在很难想象家乡曾经有那么多的良田。而现在，在这些良田上，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这样的房子被称为小产权房，它盖在集体土地上，但没有产权。”周锐说。
“现在农民并没有真正拥有应该属于自己的土地，一直以来农村改革绕不过去的就是土地的权属问题。”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律师杜兆勇对记者表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牵涉到的利益群体庞大且复杂。
弃耕撂荒之忧
“在13亿人口的中国，农民数量过半，土地关系着这一群体的全部身家。” 杜兆勇说，土地改革不仅关系到农村和农民，还是未来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首要课题。
农村的弃耕现象其实早就存在，只是最近几年愈加明显。“种粮效益低，种粮收益远不及打工收入。”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曾对记者分析，农民不愿意种地种田、弃耕荒芜的田地不少，甚至以土地肥沃著称的东北大地，弃耕的也不少。
在广大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留下的老人孩子无力耕种。“这些年，家里在外打工的人越多，盖的楼房越阔气，越是种田多的，则越显穷困。” 周锐说，他家周围的邻居都把楼房盖起来了，有的盖在自家的土地上，有的干脆把楼盖在当地的小镇上。
与弃耕相伴的，农村减种粮食的现象也较为常见。在北方的小麦、玉米(2350, -2.00,-0.09%)种区，越来越多的农民只种效益更好的玉米，而南方很多地方则把两季稻改为一季稻。至于良田撂荒是否可惜，周锐并不以为然，相反他认为赚钱了在上面建房的收获更多。
在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这还只是因为有更好的选择而主动弃耕的，如果算上因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而带来的被动弃耕，耕地减少的数据将更加惊人。
国土部公布的数据也能证明这一点。2011年度，中国耕地减少532.7万亩，其中建设占用耕地485.0万亩，灾毁耕地33.5万亩，生态退耕14.2万亩；同期耕地增加483.7万亩，增减相抵，耕地面积净减少49万亩。
鉴于耕地保护的严峻形势，国土部多次提出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上海易居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卫卫认为，由于中国人口高峰尚未到来，粮食总量的需求仍呈上升趋势，因此必须保有一定数量的耕地。
收益分配不均
“当前，土地制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收益分配的问题。”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表示，当前征地矛盾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政府征地卖地，被征地的农民不能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二是不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剥夺了农民自主参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权利。
另一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呈现出加速的态势。上海房地产经济学会高级经济师顾海波认为，现在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户，一般的经营状况是家里缺少农业劳动力，或者是单纯从事粮食生产经济效益比较低，“土地流转提高了土地的效率。”2013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努力提高农户集约经营水平，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这的确体现了高度的前瞻性，但这一政策要在全国落实到位并不容易。”顾海波说。
“在一些地方，流转出去的土地真正到种田大户手里的并不多，大多数土地流转到了一些公司手中。”据顾海波介绍，这些公司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从农民手里租赁土地虽然也是用于农业项目，但不搞粮食生产，而是用于经营利润比较高的项目。
对此，现任国家发改委主任、原国土部部长徐绍史也曾提醒，“全国集中连片、具有一定规模的耕地后备资源少，且大多分布在生态脆弱地区，补充优质耕地越来越难，而建设用地供需矛盾突出，城镇和农村建设双向挤占耕地，违规违法占用耕地的压力依然很大。”
在当前的土地制度下，农民对承包土地只拥有农地农用下的使用、收益和转让权，但城市土地由地方政府独家垄断土地供应、转让与回收。“这导致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上，农民得到的是小头。”杜兆勇告诉记者，在北京，远离城区的农村土地并不值钱，农户即使全部卖掉土地，恐怕也换不来城市的一个卫生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性越来越小，而政府与民众在土地收益分配上的不公平来自于中国的土地产权制度的设计存在缺陷。”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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