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生到小学三年级，贴心小棉袄最喜欢的两首儿歌都与鸭子有关。一首是“生产队里养了一群小鸭子，我每天早晨赶着它们到池塘里”，一首是“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
只要听这两首歌，她就兴奋，从咿呀学语时的手舞足蹈，到蹒跚学步后的跟唱，到现在老憧憬着要喂两只可爱的小鸭子——两年前，在乡下老家，她自己掏钱给爷爷奶奶买了十只小鸭，嘱咐他们要好好喂养，就像妈妈把自己的子女托付给别人似的。在她眼里，我的童年才幸福，有鸭子喂养，她的童年愁云惨雾，连只可亲可爱的小鸭子都没有。
丑小鸭是个错误命题。见过小鸭子的人，都不会否认，小鸭子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小动物，乳臭未干的嘴，嘴沿带点嫩嫩的黄，毛绒绒的，金黄透亮，憨态可掬，也不怕人，喜欢傻傻地跟着你，即使被你捉住，托在手心，也很享受地看着你，信任你，没有一点陌生和害怕的样子——人与动物的距离，在那一刻等于零，动物与人的边界和敌意，是在动物长大后才慢慢地有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道貌岸然，激扬文字的我，曾经做过生产队里的“放鸭倌”，真要“每天早晨赶着它们到池塘里”。唯一与歌词不同的，是鸭们去的地方。鸭们不是去池塘——冬天了才例外到池塘呆会儿，鸭们去的是离村一两里路的小河。池塘是不允许大批鸭子翻江倒海的，因为池塘的主要功能不是用来养鸭，而是用来养鱼。鸭捉鱼很厉害，是鱼的天敌。成群的鸭在池塘里，容易把鱼追得鸡飞狗跳，无处藏身，最后成为鸭们舌尖上的美味，尤其是池塘里那些不谙世事，正在生长的鱼苗。那时候的池塘，还要承担很多生活性附加功能，用来洗澡、洗衣、甚至洗菜。鸭屎很臭，鸭子多了，容易把塘岸和池水弄脏。
只有离村的小河，才是鸭们的乐土和天堂。水是流动的，鸭拉完屎就被冲走了，不留下任何痕迹，闻不到一丝异味，真的是“流水不腐”。鱼是野生的，鸭们爱怎么吃就怎么吃，吃多吃少全凭本事，不用被驱赶，也不用担心别人的目光。
鸭子最喜欢水，只要呆在水里，就转悠半天不上岸。哪天没下水，它们就格外难受。我想，鸭离开水的感觉，跟人坐在牢里，失去自由，没什么区别。当然，稻田更不能去，吃了稻谷，糟蹋了庄稼，在生产队里是要扣工分，后为包产到户了，是要赔庄稼的——也有不要你赔的，但你的鸭子进了别人的稻田，是有可能被打死的。我家曾经养有七八只鸭，一转眼功夫，就钻进别人的稻田里了，结果被稻田主人打得死伤大半，还理亏了，不能争辨，只能陪不是，一气之下，父亲把鸭全宰了，从此没再养鸭。
在分田到户前两年，生产队确实有一群鸭，有将近一百只。那群鸭，早出晚归，浩浩荡荡，占满一段马路，叫声沸腾，蔚为壮观。鸭们一拐一拐地扭动着肥胖的身躯，可爱极了。我觉得在那个人都吃不饱的年代，唯一能够吃饱的就是鸭子了。江南不缺水，更不缺鱼。只要在水里呆着，一天下来，一只鸭总能捉到三五条鱼，把自己喂得饱饱的，那个胃囊鼓鼓的，就像暴发户扎在腰间的钱袋子，走路的时候都快拖到地上了。
对门是个单身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跟奶奶一个姓，我们就叫他舅。在生产队，其他家庭出工，有老有少，有夫妻，需要彼此照顾。舅一个人，很方便，生产队那群鸭就归他放养了。周日或暑假，他爱给我一颗纸包糖，把我叫上，跟他一起去放鸭。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父母没有其他杂事安排的日子，我就成了舅的小跟班，跟在他身后屁颠屁颠地赶着那群鸭。
放鸭要顶着朝霞出去，踩着晚霞回来，中午没饭吃，也不觉得饿。那时候，难得吃回饱饭，饿多了，就没什么感觉了。把鸭们赶到小河里，就不用我们管了，它们自己觅食，小鱼，螺蛳是鸭们的最爱。别看鸭子在地上憨厚，一副行动迟缓的模样，一到水里，就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游得飞快，还能潜水，把鱼追得仓惶逃命。有时候，几只鸭扑闪着翅膀，凌波微步，兴奋地追逐着，那是它们碰到了大鱼，在团结合作，一起围猎。
每次出门，舅都要卷上一张草席，在河滩柳树下的空地上，把草席铺开，要么呼呼大睡，要么听收音机。我闲不住，喜欢下水，在河岸的石缝里摸鱼。石缝里有鱼有虾，有田螺螃蟹，时有收获。偶尔也有水蛇，扭动着身子，在水里游走，把你惊出一身冷汗。小鱼虾，捉住了，掐晕了，随手扔给鸭子。大鱼，捉住了，扯下一根长长的鱼腥草，从鱼腮下往上穿过去，拴在一起。一天下来，有长长的一串，足有二三十条，晚上够一家人美美地吃上一顿了。摸鱼捉虾的时候，总有数只鸭子在身边游来游去，期待不劳而获——它们知道，主人捉鱼虾，也有它们的份。
当年的舅，四十来岁，正当壮年，如狼似虎的年纪。他是个单身汉，没有固定女人，最喜欢扯开喉咙唱当年江南乡下流行的黄色小调《十八摸》。没有人路过，舅就哼给自己听，在欲望流淌的歌声中满足自己；有人路过，尤其是女性，舅就大声地吼出来，生怕别人没听到，没听进去。姑娘们听了，低着头，红着脸，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开了，有时候甚至是小跑，就像躲瘟疫一样。舅看着小姑娘的狼狈样，越发得意，歌声更高亢了。作为过来人的媳妇和中年妇女，见惯不怪，沉得住气，听到歌声，不紧不慢地走自己的路，没有羞怯的感觉。胆大的把脸扭向对岸，横眉冷对，瞪舅几眼，甚至骂他老不正经，注定没女人。舅也不恼，一边唱，一边搭讪，问下对方姓名，哪个村的。看得出来，也听得出来，那个时候，舅很有成就感，觉得自己的歌唱得好，也起了微妙作用。
放鸭子最大的乐趣就是捡蛋。吃饱喝足的鸭子，很容易把蛋下到水里。硕大的鸭蛋从鸭屁股出来，慢慢悠悠地沉到水底，落在鹅卵石上，沉淀在那里，也不破损。阳光照射下，鸭蛋白晃晃的，透过清澈的河水，看得清清楚楚。我很喜欢潜到水底，把蛋摸上来，交给舅，看着舅把鸭蛋装进布袋。那种感觉，好像那蛋不是鸭下的，而是自己下的。鸭是生产队的，蛋要交公。把鸭子赶回去的时候，顺便把蛋交给生产队会计或队长——也没人监督队长和会计是否将蛋充公了，那时候大家都信任他们，没人过问。
偶尔，中饭的时候，舅也会吩咐我捡来一堆枯枝，擦亮洋火，把柴点燃了，烧成灰，从布袋里掏出一个大鸭蛋，埋进热灰里，煨了给我吃——他自己从来舍不得吃。煨熟的鸭蛋很香，也带点腥味，味道好极了。每次我也掰开一半，递给舅，他用手撕下一点蛋白丢进嘴里，边尝边吐舌头，说真难吃——现在才知道，他不是嫌鸭蛋难吃，而是想让我多吃点。我吃蛋的时候，也分明听到他的肚子在咕咕叫，但他抽烟，一种作业纸卷的旱烟，用烟来掩饰肚子的反抗。
有时候，看到鸭把蛋下到水里，当时故意不捡。等把鸭赶回来后，偷偷叫上哥匆匆忙忙地赶往放鸭的地方找蛋。这一找，就有意外惊喜，本来故意不捡的蛋只有两三个，可认真找起来，往往超出期望，最多能找十多个，特别是水深的地方，看到隐隐约约的蛋影，潜水下去一摸就有，有时甚至有五六个。我们脱下外衣，把蛋兜起，扎好，以防别人看见，满载而归。这些蛋，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可以改善家人生活，做菜吃，也可以悄悄拿到镇上赶集出售，换回自己所需要的笔墨纸砚、小人书，顺便买三五颗纸包糖，犒劳自己。
放鸭子，最怕的就是丢鸭子。丢了鸭子，要被处罚，少一只鸭，几天工分没了，几天太阳白晒了。丢鸭子的情况罕见，因为鸭子喜欢群居，听得懂主人命令，一声熟悉吆喝，鸭们就知道该干啥干啥了，很少有调皮捣蛋的鸭。记忆中，只丢过一次鸭，第二天去找，才发现是鸭死了，被黄鼠狼掏空了躯体，只剩下皮毛了，估计那鸭是中暑死了。
八十年代初，分田到户了。生产队有很多农具，在农具与鸭之间，很多人选择了农具，以为农具可以帮助他们种田挣钱，是做农民不可或缺的工具。那群鸭成了负担，要花时间看管，没人要。但舅啥都没要，就要了那群鸭，说是有感情了，离不得。当时有人笑他把鸭当婆娘了，以为他傻，舅也不生气。
没想到，舅才是最聪明的。那群鸭每天晚上下几十个蛋。这些蛋，舅要么拿到集市上卖，要么孵出来很多鸭仔，或自己养，或卖给别人——当然，舅也吃蛋，舅也送给我几只小鸭仔。这么一经营，舅的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有蛋吃，有钱用，有新衣服穿，还把收音机换成了录音机。笑话他的人，这才醒悟过来，对他刮目相看，发现舅是最懂“鸭生蛋，蛋生鸭”的良性循环之道。
舅成为我们村最早解决温饱，奔上小康的，让人羡慕嫉妒恨。记得当年很多人都向他赊蛋，赊鸭仔，向他借钱，舅一时风光无限。
现在舅年纪大了，快八十岁了，头发胡子全白了，背也佝偻了。他一直没成家，现在是五保户，靠政府养活。舅没有大规模养鸭了，但他一直养着几只鸭，没有间断过，算是保留了那份养鸭的情怀。
每次回家看父母，舅都要闻讯过来，拎几个鸭蛋给我，说我小时候喜欢吃。他最爱对我唠叨那条小河已经成了臭水沟，不适合放鸭了。每次我也给他两三百块钱，算是买蛋，也算是对小时候帮过我的人的一种反哺之举。我收蛋，他接钱，我们都不推辞——这里面有一种岁月沉淀下来的心照不宣，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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