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中旬一个周末的上午，我怀着对廖汉生将军的崇敬，又一次走进他的故居。
轻轻地推开虚掩的门，门上的铁锁和木板撞击着，发出低沉的脆响，打破了这里的宁静。我站在院落的青石板上，深情地注视着“廖汉生故居”，久久不肯挪步。
眼前的故居是将军诞辰100周年时政府原样重修的，比例略有扩大。但在我的记忆里，仍然还保存着未重修时木屋的样子：一间低矮的小正屋，左边靠着一间摇摇欲坠的偏檐，几块方正的青石板斜靠在锁脚的木方边，石板的阶沿和天塔平平坦坦。
年轻的时候，我曾多次走进过那间摇摇欲坠的小偏檐，偏檐里面是潮湿微黑又略布青苔的泥土地面，踩上去很坚硬。那间低矮的小木屋，门一直关着，板壁上木纹凸显，记录着岁月的沧桑。我曾好奇地从亮门朝里观望，里面微亮，只能模糊地看见一些堆砌的杂物，灰尘告诉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来过了。
我原以为这便是将军最早的木屋了，可是族人中的老伯告诉我，这还不是将军家最老的房子，但这里有将军家最老的房子。我听得都糊涂了。
族伯说，将军参加红军后，房子被枪击过，被烧过，仅仅那个小偏檐是原物。其实将军家最初的房子也不小。
这话我信。
老廖家在桥自弯虽不是旺族，但也不是弱族，将军的父辈就有兄弟六人，他的父亲是桑植公立小学最优秀的毕业生，此后去省城长沙读书，是穿长衫的青年。回到家乡后，是很有名望的新学老师。
我像寻找历史的胎记一样，每一年清明都要带着我的学生在这个极为简陋的小院里扫扫落叶，扯扯杂草，给孩子们说一说老前辈的红色故事。或许是我对旧物有特别的感触，总喜欢伫立在那个偏檐前，用手触摸那些带着微温的木板，久久凝视木板上子弹留下的枪眼。每一个枪眼都透着光，像一只只深邃的眼睛，又像一张张嘴巴，要告诉我见证。
偏檐的三面板壁上都有零星的枪眼，位置齐胸、齐头、齐腿。族伯说，那是红三军有次从桥自弯路过，将军和内弟向贺龙请假要回家探望母亲和从监狱里出来的妻儿，却遭反动团防偷袭留下的。幸好有人报信，将军和妻儿躲了出去，袭击才没得逞，但弟媳却被打死。
我凝视着一个个枪眼，仿佛听见了门外密集的枪声，子弹穿过木板的“哧哧”声，看见了将军弟媳倒在地上的殷殷血迹。这样的一个偏檐就留下这么多的枪眼，那么正屋，是不是更会被打得千孔百疮？
将军就出生在他的父亲为他们修造的木屋里，曾有过快乐的童年。贺龙从他家门前过兵，他常常跑出去看。
将军十岁丧父后，从此家境日渐贫寒，好在有贺龙一大家的救济，才得以在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和桑植高小完成高小学业。
将军在回忆录中说，他入高小的第一篇作文题目就是《说人》，而他记得他写了“人有善人，有恶人。”毕业时的作文题目是《我的家史》，他如实地记叙了他家孤儿寡母生活的艰难。社会的现实，人的“善”“恶”，在他的心里重重地烙下了痕迹，这也是后来他投身农民运动，投身革命运动的初心萌动。
将军在他的小木屋住的时间很短，仅在童年。少年时期长期求学他乡，长大后投奔了贺龙姐姐的游击队之后，他和他的木屋更是聚少离长。自从桑植刘家坪迈开万里长征第一步后，一别就是四十四年。老家的木屋里，一直住着他的母亲、大女和弟弟。
我的思绪一时拉得很远，我想得太多。如今将军的半身铜像就端立在故居堂屋的中央，安静，端详，守着自己离别太久了的家——那个魂牵梦绕的小木屋。屋后旁，有他长眠于此的父亲和母亲。
我把步子放得更轻，怕惊扰了他的沉思，怕惊扰了他的休息。铁血戎马几十年，将军历经了无数次惨烈地激战，负过要命的伤，经历过妻离子散；解放后，为新中国的建设鞠躬尽瘁，倾其一生。他太累了，需要休息。
堂前花篮簇拥，那是后人对将军人格的尊重，更是对将军奉献的肯定。人们用鲜花敬献将军，也许，这也正是将军所期许的和平和清廉。
将军留给家乡的旧物很少，小小的展室里，按时间顺序，仅有将军少年时期求学用过的笔、书包、书夹、笔筒、碗底砚台和一本复制件的同学录，再就是他上世纪六十年代至逝世前穿过的衣服，戴过的帽子和手表，还有一条皮带。而展得更多的，是他戎马年代的军人照片、复制件的各种手谕命令，是他担任国家领导人后的公仆照片。
展室没亮灯光，我借着微弱的天光，仔细地看，仔细地读，像读给将军听，像指给将军看。将军求学时的旧物，不管是不是，都可以肯定地说，他用过。
我流连在展室里，用我的手机，把像素调到最佳的位置，按动快门，把这里的一个个物件，收录进我的相册里，更是收录进我的记忆里。
走出旧居大门，转过身来，我在将军铜像前毕恭毕敬地鞠躬致礼，把我的所有的爱和情都敬献给了将军。
“我是农民出身，是一个山里人。”我仿佛听见将军在我的身后轻轻地对我说。我满眼热泪，走进初冬明媚的阳光中，看见地上落满了一地鲜红的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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