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黄庆玖在承包的田地旁劳作。图/实习记者巩玮
“带甲归田”的黄庆玖，是一位非典型基层公务员。
调查他的种田背景，呈现的则是一些普通基层公务员的典型生存状态：在乡镇基层干了一二十年，工资低，升职无望直至无欲，以养老心态活在官场，有的如黄庆玖则开始“谋钱途”，以至于触到国家公务员法的红线，尽管此举在情理上容易获得同情和理解。
本报记者王欢永州报道
永州市零陵区，从主干道拐进区畜牧局的办公大楼，需要经过一条有些破落的巷子。畜牧局的招牌被几根竹架子遮住，工人在院子里挑沙土。这栋正在翻修的4层小楼，因远离闹市而显得更加寂寥。
黄庆玖的办公室在3楼。他是这栋楼里唯一一个没有具体职务的工作人员，工作内容是“协助副局长做事”。他的办公室，也是唯一个没挂科室门牌的。
当初从乡人大副主席申请调到此处，工作清闲无压力是主要原因。同时，他当时已经获得了第二个身份——在零陵区石山脚乡拥有200多亩农田经营权的“种田大户”。
从实职走向闲职，在官员和农民两种身份之间叠加纠缠，让他仿佛坐了趟人生的过山车。
闲职：“能谋得县城里的清闲职位，是求之不得的事”
黄庆玖今年42岁，身材有些微胖，头顶的发已稀疏到几近“荒芜”。
他办公室的隔壁是财务科和文明办。财务科的几个女同事对他印象不错，“是个老实人，挺勤快的。”
一名短头发的女工作人员说，黄庆玖每天早上来到办公室，便开始打扫卫生，有时候还帮她们把放在门外的垃圾倒了。除此之外，黄庆玖还爱学习，没事喜欢钻研网站，去年把畜牧局的网站重新捣鼓了一番，让大家对这个来自乡镇的新同事刮目相看。
同事们对黄的过去所知甚少，但黄庆玖种田一事，不少同事都表示知情，而且“十分理解”。有同事说，“他是跟别人一起种田的，这没什么。”
黄庆玖是在去年9月来到这个在编人员不到30人的单位。局里给他腾挪出3楼的一间办公室，职务是副主任科员，主要协助分管养殖和动物防疫的副局长做事。
局领导都在4楼。每天，黄庆玖都要爬办公室左边的Z字形楼梯，跑到副局长办公室，听他安排工作。
这位副局长姓蒋，记者见到他时，他正打电话部署新一期的生猪养殖(阉割)计划。对于黄的表现，他不愿做过多评价，只说，“我的事情都很杂，有事情就叫他，他一般也还能做好。”
蒋姓副局长说，黄庆玖在职称上跟他是平级(都是副科级)的，但黄不是领导。
“每天都是做些琐事。”黄庆玖说，在此之前，没人做这份工作，所以不算接谁的班。
从乡人大副主席到非领导职务，黄庆玖并没有经过多少挣扎。他不止一次跟记者说，“能谋得县城里的清闲职位，是求之不得的事。”
焦虑：孩子上初中了，将来上高中、考大学要花大钱
黄庆玖出生在农村。从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零陵区石山脚乡任职。1999年，28岁的他当上了乡镇分管农业的副乡长。2年后，任人大副主席。在这个职位上，他干了两届。
对于以往的仕途经历，黄不愿过多提及。“六局三办一公司，只要跟农业沾点边的，我都要负责接洽，很辛苦。”他说，最多的一次，他一连接待了5个不同的上级单位，忙得没时间吃饭。
在他的老同事眼中，他是个“舍得吃苦，舍得用力”的人。除此之外，也有缺点，比如没有魄力，不善人际关系等等。
“能吃苦”并没给黄庆玖带来多少收益。他说，直到离开乡镇，他的工资(包括福利津贴)每月才2300元——这个数目，是市区一名普通餐馆年轻服务员工资的2倍左右，前提是餐馆包食宿。
黄庆玖说，在乡镇任职的20年时间里，他最初一个人挤在一间狭小的单位房里，每天数着日子过，很焦虑。后来遇到现在的妻子，住房条件有了一些改变，却也增加了很多开销。为了补贴家用，妻子后来去了一家纸板厂，工作环境恶劣，每月工资却只有700多元。
黄庆玖说，他的头发就是那些年掉光的。
2006年，他找亲戚借了些钱，在郊区买了套100平米的房子，总房款10多万，他选择5年按揭，每月还贷将近2000元。
这个数字曾让他喘不过气来。“当时想的是，趁孩子还小，不太需要钱，能过去就过去。生活嘛，总要逼一逼自己的。”
妻子随后去了市区一家酒店当服务员，每天晚上10点多才能回家，黄庆玖下班后要给孩子做饭，家务活也基本由他“承包”。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满足——用黄自己的话说，一家三口的生活，有了一丝光亮，毕竟，妻子的工资涨到了1000元。
如今，黄庆玖的儿子已经上初一了。黄庆玖说，这是个让父亲焦虑的时候，“现在学费不要钱，等过了这3年，毕业择校、上高中、考大学，哪个不是要死命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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