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省重点市州艾滋病防治工作座谈会消息，截至今年7月31日，湖南省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18430人，全国排名第7，其中死亡人数为5482人。艾滋病已成为我省死亡率最高的传染病，42%的感染者在确认感染的同时就已经成为病人，来不及服用抗病毒药物就死亡了。早一点发现，就多一份生的希望。
在防治艾滋病领域，民间组织发挥着重大作用。在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成为研究重点。早在2010年底，湖南省政府就与民间防艾组织签署了委托协议，开创了政府购买民间组织服务的先河，并在几年的时间里建立起艾滋病干预长效机制，干预艾滋病高危人群达数万人次。
政府购买民间服务干预艾滋病高危人群，打开了湖南省政府工作创新的一扇窗。
壹 购买：政府开创购买民间组织服务先河
借助民间组织力量干预高危人群的艾滋病检测
今年6月，一笔“巨款”又一次划给了民间防艾组织中大阳光工作组(以下简称中大阳光)，其实钱数并不多，只有2.8万元。这笔钱来自长沙市疾控中心对该组织的公共服务购买，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其示范意义上——政府购买民间组织服务，借助草根组织的力量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
其实，早在2008年，长沙市疾控中心性病与艾滋病防治科科长黄竹林就有了公共购买的设想。当时，长沙市疾控中心检测的艾滋病人群以男男性行为(以下简称MSM)者为主，该人群的特殊性给艾滋病的检测带来了现实的困难。长沙市疾控中心往往由小组带领前往长沙的同志浴室、酒吧，一个晚上仅仅可以采取十来个血样，而一个血样平均要花费100至200元，工作人员很疲惫，成本投入也很大。
“他们的排斥性很大，总是担心自己的电话号码被公布出去。而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又不属于MSM人群，沟通起来非常困难。”中大阳光负责人杨浩说。
为了解决这个困难，从2008年开始，长沙市疾控部门利用国际资金有意识地在MSM人群中扶持民间组织，中大阳光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引进艾滋病防治国际项目后，我们思想上的转变是最大的，开始考虑由财政出钱，购买社会服务。”湖南省疾控中心性病与艾滋病防治科科长陈曦对《三湘都市报》记者说，“黄竹林是民主党派人士，能够参政议政，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作为专业机构，我们拿出了比较详实的、客观的、能够说明问题的报告，当政府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这个工作就比较好开展了。”
2010年12月30日，长沙市疾控中心与中大阳光工作组签订了政府购买协议：从2011年起，长沙市疾控中心从长沙市财政艾滋病防治专项资金中，给予中大阳光工作组每半年2.5万元以上的活动经费，委托该工作组在MSM人群中开展行为干预，并动员他们到长沙市疾控部门进行HIV检测，以达到早诊断、适时治疗、减少传播风险的目的。协议书的签署开创了长沙市政府组织购买民间组织服务的先河，引起了社会关注。
多层次购买社会服务
从2011年到今年6月，中大阳光获得政府资金投入超过10万元，购买协议明确规定了中大阳光在协议期间内必须完成的任务指标以及不能完成任务时的处罚等。
按照今年长沙市疾控中心与中大阳光签订的《委托协议书》，中大阳光在3个月内需要完成对40名防艾志愿者的能力建设培训，保证他们能独立、有效地完成对艾滋病高危人群的干预和转介检测工作;完成对600名男男性行为者的干预活动;转介200名男男性行为者到长沙市疾控中心进行HIV检测。中大阳光向长沙市疾控中心提交《项目实施方案》和发票后，将一次性得到2.8万元。
对于民间组织的选择，长沙市疾控中心采取了邀标的方式，中大阳光因为具备合法身份、活动经验丰富而被选中。“我们对民间组织有一个评估，其中诚信问题是很关键的。对于它们的诚信度、既往的诚信经验以及在人群中的影响力，我们都做了十分详细的调查。”陈曦说。
这几年，长沙市政府在艾滋病防治这块的公共服务购买力度不断加大。友爱之家是针对长沙艾滋病感染者的民间关爱组织，长沙市某医院为其提供了办公用房，而长沙市卫生局则通过该医院每年拨付5万元作为其办公经费和工作人员补助。
此外，每年12月1日的世界艾滋病日，长沙市疾控中心还会委托高校进行艾滋病防治宣传活动，每次支付1万元的政府购买服务费用。
贰 成效：民间组织的力量弥补政府部门的不足
现身说法能消解感染者的反社会倾向
民间组织的力量弥补了官方机构的不足，特别促使艾滋病患者发挥自助自救的作用。
2008年，黄竹林带领长沙市疾控中心去浴室等场所进行艾滋病初筛，3个月才检测到200多例。现在由民间机构组织，一年能检测三四千例。陈曦对政府公共购买民间服务后的效果十分满意，“民间组织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比以前高了很多。他们会想更多的问题，思考怎么把工作做得更好。工作人员会反反复复来和我们探讨，怎么进行快检，发现感染者后，怎么第一时间为感染者服务等。”
像关爱之家这样的组织，会员基本上都是艾滋病感染者。每年的防艾宣传中，他们现身说法，既稳定了感染者的情绪，又能消解感染者的反社会倾向，这是政府组织做不到的。
“购买服务后，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督导，在中大阳光做大型活动的时候，我们会派人到现场。项目完成时，我们会组织省里的专家包括我们的财务去核实与验收。要是他们做得不好或者完不成任务，我们会把资金收回，你没做事就把钱还给我。”黄竹林对《三湘都市报》记者说。
“你确定一个，我负责一个，同伴交流是最容易的”
关爱之家的前负责人小侃是一名血友病患者，1994年，在接受一种人血制剂治疗时，他不幸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他对《三湘都市报》记者说，社会对艾滋病的显性歧视不存在了，但隐形歧视相当大，艾滋病已成为一个符号，“你做与艾滋病有关的事情，别人会认为你不是有艾滋病就是与艾滋病脱不了干系。”
成立关爱之家时，小侃也有过狭隘的思想，他认为自己比因性行为感染上艾滋病的人要干净些，不愿意与他们交流。在上海、北京学习期间，小侃的观念逐步转变，他开始懂得同伴歧视带来的诸多问题：人格得不到尊重，接受道德评判，污名化。
政府购买关爱之家服务后，关爱之家的办公室就设在某医院，志愿者能够直接下到病房与感染者交流，这是很大的便利。“你确定一个，我负责一个，只要他愿意，我就交流，同伴是最容易交流的。”小侃这样对省疾控中心的负责人说。他常常告诫病友：“你可以没有内涵，但穿着上，我们要阳光，给别人健康的感觉。”他认为要改变的还有医务工作者，“他们不是以天使的眼光来看我们。我们没必要对医生低声下气啊，我们是来解脱的，要有尊严，自己要尊重自己的人格。”
以自身的经验，小侃会奉劝同伴规律地生活，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吃好，睡好。“年轻人总以为还没有发病，还可以玩，硬要玩到自己爬不起来、动不了了才打电话给我。往往到这个时候，坐救护车都不行了，要拿担架抬着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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