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 问题：资质缺失与资金缺乏
技术指导单位难挂靠
2010年，和中大阳光竞争长沙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政府购买服务的，还有另外一家工作小组——左岸彩虹。
左岸彩虹是湖南一家关注MSM人群艾滋病宣教的草根组织，他们在新浪微博的介绍是：在长沙，左岸彩虹代表着每年都有超过2000个面孔在这里出现;代表着每年超过50次单身聚餐;代表着完全免费保密的Hiv、梅毒监测;代表着全年超过3000人次的活动签到记录。但这样一家发展势头良好、有着深厚基层实践经验的草根组织，在申请政府公共购买的时候失败了。原因就是中大阳光在2008年4月已正式注册登记，成为依托某教育培训中心建立的有独立法人代表和注册账户的非官方、非营利性公益组织，而左岸彩虹当时并没有注册。因为政府财政资金要求拨付给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所以左岸彩虹没办法获得财政经费的支持。
民间公益组织注册难，是横亘在民间组织参与政府公共购买之路上的一个难题。湖南某艾滋病防治小组负责人小熊清晰地记得他去省、市民政部门注册时遭遇的困难，“民政部门跟我说不能注册，说国家政策虽然改变了，但是具体的细则没有出台。”黄竹林表示，现在民间组织的注册只需要有挂靠技术指导单位，但是民间组织寻求的技术指导单位由于对其监管作用存疑，一般不会同意。
国际资金断源 政府资金断档
长沙市政府采购3万元以上项目需要招标，但艾滋病防治这一块，注册的民间组织达不到数量，不得已，长沙市疾控中心给民间组织的数额均在3万元以下。
关爱之家的志愿者大多为艾滋病感染者，他们到病房与感染者交流，肺部极容易感染，但稍显薄弱的资金不足以为志愿者购买保险。
2009年7月，长沙市引进比尔·盖茨基金艾滋病防治项目，至2012年12月共投入资金717万多元，其中545万用于对艾滋病高危人群进行行为干预，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进行心理疏导、关怀，对青年学生进行防艾宣传等工作。然而，随着比尔·盖茨基金等国际项目在2012年终止，长沙市艾滋病防治资金产生缺口，已建立的良好工作机制可能中断，特别是那些主要依靠国际项目资金支柱的非政府组织，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就会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境地，这些组织能否继续存在都成为一个问题。
小熊所在的工作组，房租加3名志愿者工资，一年花费最少12万，随着国际项目的停止，他们常规的办公地址可能就不存在了。
长沙市防治艾滋病公共购买项目是对国际项目的补充，工作组资金来源的大头还是国际项目。政府公共购买能否及时补充国际资金的断源也决定着长沙市防艾工作的走势。
陈曦表示，“我们作为事业单位也没办法，但会做出方案给政府参考。”黄竹林也提交了一份提高政府经费投入的报告，旨在继续发挥民间组织在艾滋病防治中的作用。
■文/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王铭俊
他山之石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国际经验
购买公共服务是指根据预先订立的合同(协议)或赋予的特许权，由政府财政提供资金并由政府向服务供应者购买其提供(生产)的商品、服务或公共设施，以满足使用者服务需求的一种制度安排和实施机制。
在国际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普遍方式。
英国率先将政府与民间组织的伙伴关系构建作为国家政策提出
英国政府在运作和监管公共资金时，由相关部委自己负责，但同时设立向议会负责的独立公共体，如审计局、监督慈善组织和民间专门评估机构等。
在英国，民间组织能够作为一个“部门”而存在，甚至将某些特殊的公共服务(如税收、计算机服务以及保险)也私有化或合同承包给半自治非政府组织、私人组织或非营利性公共组织。
美国推动“第三方治理”
政府购买服务在美国有个专用名词叫做“第三方治理”。大量公共服务项目——包括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尤其是老人、儿童、残疾人、孤儿等特殊群体的服务，都是由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
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既包括非营利组织，还包括营利组织。该项举措是1980年代里根政府时期开始兴起，这对非营利组织是个很大的挑战。
记者手记
政府公共购买服务
是建设公民社会的必需品
□王铭俊
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是以合作化的视角对自身服务低效能的一种审视和反思。在项目完成的前后，不再是由上至下、专家指导似的政府全能，它伴随着政府和民间的充分对话、沟通、合作，也能够凝聚各方共识，可以说是公民社会的一种实践，是建设公民社会的必需品。
公共服务购买的本质，是财政资金的转移支付，政府承担的职能主要为政策制定、服务购买、监督管理，而民间组织、个人则是政策的执行者和项目的承担者。民间组织在承担长沙市艾滋病防治的公共购买项目时，能够提出自己的想法，能够说服政府部门通过活动的多样性达到效果最佳，这无疑令人欣慰。民间组织不是被动接受，在契约服务中，他们充分发挥了主体能动性。
民间组织通过政府公共服务的购买，能够弥补自身公信力不足的问题，利用这一平台，民间组织也应该有意识地转变其管理、运行机制上的自由化、散漫化倾向，用行业规范、公共道德来加强彼此间的交流、合作。
除了艾滋病的防治，长沙市的政府公共购买还有暑期向中小学生免费开放游泳资源的成功案例，也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稍显冷清。但不管如何，向民间组织购买服务都需要执政者宽敞的胸襟、眼界与施政能力，也会显示他们饱含与民间组织彼此互信的赤热情怀。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各级部门开放政府公共购买的导入期，专项经费投入不足、购买力度不够是一个普遍性问题。这需要政府改变惯性思维，在增加公共服务项目时，优先考虑向市场购买;也需要将政府公共购买进行常态化设计，以减少领导意志带来的不稳定性。
对于民间组织来说，政府公共购买也不应该成为其自救的唯一稻草，运用市场资源和手段，在为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背后，享受一定红利应该是其发展之路中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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