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长期低迷但不一定有大萧条
2008年至2010年，发达国家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平均上升到了7.7%，同时，排名前10位国家的外债总和已占全球债务83.8%。不断增加的政府债务正在成为全球经济之“死结”不减赤字，公债市场迟早崩盘；如何既减债又增长还不印钞，是当今世界无解的难题。
从美国次贷危机到现在已过去大约五年时间，但美国仍面临财政悬崖的长期威胁，至今尚未形成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和必需的政治氛围，并且QE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已被证明其无法改善实体经济的结构失衡，也没有消除高失业率和社会的两极分裂，所以未来美国债务经济的可持续性仍将遭受异常严峻的考验。再看欧洲，因为欧元区的政治协调难度超出预期，欧债危机还会继续恶化，希腊脱欧是市场预期的大概率事件，即便不脱离，欧元区和德国经济也很难在短期内消化重债国的财政负担及其引发的金融风险；就目前状况来推测，欧元区经济衰退和欧元崩溃的警报仍未解除。而日本，一直没有脱离流动性陷阱的威胁，这个债务率高达235%的世界第三经济体，正在丧失全球竞争力并仍存在衰退风险。
发达国家的经济风险正飞快地传递到新兴国家，因为他们在贸易和融资方面曾经严重依赖发达国家，并且存在各自的发展瓶颈问题。例如中国的货币泛滥、楼市泡沫和产能过剩商品堆积如山成为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显著表征；俄罗斯对能源出口的过度依赖和资本外逃今年2季度卢布对美元汇率贬值11%；印度的高通胀和外汇储备贫乏经济增速持续下降接近5%并且本币已经贬值了约30%；巴西本币雷亚尔的持续贬值和国际融资成本高昂今年1季度经济仅增长0.8%。
以上概括不难得出结论：世界经济仍将长期低迷。如果必须给出一个时间段，那么笔者认为：世界经济重回增长常态尚需要大约三年的时间。至今来看，主要经济体的最坏状况尚未浮现，统一的应对政策逻辑也未能在国际间达成一致，因此判断：市场乐观情绪仍会在不久的将来遭受来自不同国家不利数据或意外事件的进一步打击。
未来三年，为了避免全球经济的大萧条，世界各国均需政策方面的积极探索和大胆突破。其中，面对空前庞大而普遍的政府债务问题，当前富有理性的财政紧缩计划可能遭遇流产，而债务的货币化会成为更加现实的政策选择。这一货币化过程可以有效防止经济崩溃和通货紧缩，但必然也会改变全球财富分配格局并刺激新一轮的全球通胀，这尤其会对新兴高增长国家构成严峻挑战。
目前来看，超低利率水平下的美国经济自我恢复能力较强，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宽松政策的持续，美国经济好转会为全球经济格局增加稳定因素。欧元区只要认可印钞救市哲学，也不成问题。日本的债务经济虽有隐忧，但因为具有比较灵活而慷慨的货币政策，短期还不会对世界经济的稳定构成新的重大威胁。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只要能利用低迷期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并通过改革成功超越制度性瓶颈，也会逐步回归稳步发展的新阶段。
中国经济L型走势的必然性
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来看，中国确实仍存较大发展空间，因此基本赞同林毅夫教授“8%的增速仍可持续20年”的判断。然而，对中国上层建筑的不适应性和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也应有足够的重视。未来发展必须首重体制改革，否则结果不可测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过去的发展观，过于强调了速度、效率和国强，忽略了质量、公平和民富。在物质消耗和生态破坏方面，可以用“挖空地球”来形容，以至环境污染令人无法容忍；在资源配置方面，政府代替市场发挥着支配性作用，可以用“架空市场”来比喻，并导致了腐败猖獗下的经济效率低下。30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虽功不可没，但发展模式之弊端，引人深思。
以上的制度和模式考量，加上以下的宏观因素，决定未来数年的中国经济不得不适应L型的长期低速状态：
目前中国经济最突出的问题是产能绝对过剩和基建相对超前，或有经济刺激计划也无力回天。钢铁行业和高铁建设分别是其典型代表，当然后者还有诸多闲置的机场以及过于豪华的政府办公大楼等。中国几乎所有工业部门的产能都显著过剩，IMF最近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目前的产能利用率仅为60%。这是政府主导型经济的必然结果，次贷危机后的4万亿救助计划加剧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失衡和投资的盲目增加，而最近一年来的疯狂进口和需求缩减使得中国的产品过剩雪上加霜。这一基本面决定了中国经济正处于高热症的“不应期”，很多市场趋于饱和，倘若再硬来一次大规模刺激，就很可能直接导致经济系统的彻底崩溃。
其次，近年中国货币政策过于激进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压力并存，未来不得不高度谨慎并趋于保守。在货币驱动和土地财政的综合影响下，虚高的房价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最大的“堰塞湖”，不得不实施长期的严厉调控，这就让高速发展的经济失去了一个最为重要的“抓手”。过去五年，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一直领先于世界，十年约八倍！2011年末，中国M2/GDP高达189%，而多数发达国家都小于100%，美国同期仅为64%。一定意义上，中国货币高速扩张时代暂告段落，这是应该的，否则只会加大泡沫而无益于实体经济发展。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绝不在流动性，中国企业的困难也不只是缺少资金，未来的政策如果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势必会像当年的日本一样进入可怕的流动性陷阱。
第三，中国外向经济遭遇严峻挑战，短期很难改善。以上概要分析过，境外主要经济体的低迷可能长期化，最近一个月的数据显示，中国7月出口同比仅增长1%，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8%，进口同比增长4.7%，市场预期是7%。以此来看，全年增长应该会低于10%，而且后边几年内恐怕很难出现两位数的增长。外需的滞涨和萎缩不仅仅影响中国外贸企业的生产和就业，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中国的外贸顺差，进而需要中国建立新的货币投放机制并需要科学重估流动性。还有，中国外汇储备增长的持续放缓，也会于无形中降低中国官方的扩张动力。
最后，中国市场经济本身存在深度缺陷，政府主导色彩过重，市场机制不健全、法制观念仍很淡薄、市场秩序十分混乱。食品和医药等行业泛滥的制假造假已经威胁到国民生活质量乃至生命安全，商业信誉、社会道德水平和政府公信力都在下降，人们不相信法治和市场的力量，遇到危机只习惯性地等待政府来解决或者救助，这显著增加了社会经济问题的复杂性。
两年前笔者曾撰文指出，中国未来的宏观政策很可能不自主地锚定房地产，因此大的基调一定是配合房地产调控而维持战略偏紧。事实证明，今年以来的降准和两次降息直接促发了楼市反弹，所以尽管随后的进出口等数据显示经济前景依然悲观，但降息和降准政策仍被当局谨慎使用。若单从国内局势来看，以及来考虑农产品价格不断走高的情况，战略偏紧的货币政策基调仍需维持一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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