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平认为,除了没有明确标准和目标,问责制本身也存在一些矛盾的地方“各地的市场情况不尽相同且相对复杂,所以很难有统一的标准和目标出台。到了落实层面,地方政府就拥有很大的自由空间。从近期一些二三线城市在执行新一轮限购政策上的抵触情绪和博弈态度,可以看出问责制度的无奈和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