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贺龙是我们张家界人，他的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各个历史时期的艰苦斗争，从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贺龙的革命精神和他坚定的理想信念为我们树起了一座光辉的历史丰碑。
本文从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到担任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创建湘鄂西、湘鄂川黔根据地，率领红二方面军北上抗日，取得长征伟大胜利的革命史实来阐述学习贺龙革命精神，弘扬先辈理想信念的深远历史意义和传统教育意义。
一、“两把菜刀闹革命” 为了穷苦人民翻身得解放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中华民国和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步胜利，但是民国的政权不久便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之手。
1915年5月，袁世凯基本接受了日本政府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获得了日本政府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全面支持，悍然于12月12日宣布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31日，宣布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登基当皇帝。这一系列复辟行径，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发表了《讨袁宣言》，联络各地革命力量举行武装起义。贺龙奉命到石门县泥沙镇策动兵变。他和大庸县革命党人罗占候派遣来的吴佩卿商定一起实施了在泥沙镇团防局夺枪的计划，获得成功。贺龙活捉了团防头目，缴枪20支。
贺龙受进步思想影响，在石门拉起队伍，夺取了南北镇和皂市团防队的40余支枪，不到几天，队伍发展到300多人，取名为“湘西讨袁独立军”。贺龙通过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认识道：一千条一万条，只有一条管用，就是自己手里有武装！深刻阐明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道理。
桑植县芭茅溪盐局税卡的贪官污吏，刁难勒索、明抢暗夺，使贺龙心中早就充满了愤怒和不平。为了夺取枪支组织革命武装。1916年3月16日，贺龙约了21名青壮年，带了1支火枪，3把马刀，3把菜刀，连夜奔袭芭茅溪盐局，会合预先派来的侦察人员，深夜摸进税卡，打死头目，缴获12支枪，又打开仓库，把财物和盐巴分给了群众，深得群众拥护，要求加入贺龙队伍的穷人一时多了起来。接着贺龙又率领民军打下了分水岭团防分局，缴枪4支，再与另一支民军会合，打开了上溪河盐局，声势大振。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后来，贺龙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前填写的履历表上写道：“1917年底，曾用两把菜刀，发展到百余人的队伍，任援鄂军第一路总司令所属之游击司令。”
1917年9月，贺龙响应孙中山的号召，返回湘西发动武装斗争，在家乡很快组织了一支200余人的队伍，担任了湘西护法军游击司令。12月，贺龙在响应孙中山电令率部援鄂开往常德时，被张溶川吞并了贺龙的部队，贺龙等人被关押7天后释放。
贺龙告别朋友，走到桃源县与慈利县交界的两水井时，碰见大庸县青年吴玉霖，向贺龙打听去洪家关怎么走？贺龙问清原因，才知道吴玉霖是吴佩卿的孙儿，贺龙与吴佩卿在泥沙镇夺枪有过命交情，是吴佩卿叫孙儿投奔贺龙来的。贺龙笑道：“我就是贺龙！”贺龙说：“光杀富济贫不够，要打出一个让贫苦农民都有田种的天下！”吴玉霖高兴地解开衣襟露出腰间斜插的两把锃亮的菜刀，贺龙抽出菜刀看着，称赞道：“好嘛，看不出你还是个有心人。菜刀也是武器，有它就能夺枪，拿菜刀也能干革命！我也没得枪，见面分一半，一人一把菜刀，如何？”吴玉林点头同意，跟着贺龙一路上用菜刀放倒了护送慈利县长掉队的两个护兵，夺得两支汉阳造步枪。此后，贺龙就凭着用两把菜刀夺下的两支枪，重新召集18人，组织起一支队伍，从石门渡澧水北上，自动和湖南援鄂的护法军一起，在荆江两岸与北洋军阀部队作战，不断取得胜利，在援鄂的两个月的转战中，贺龙的部队发展到了100多人，70多支枪。1927年，毛泽东领导湖南秋收起义之后，在井冈山下的三湾改编起义军时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英雄壮举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极大地鼓舞了工农兵群众参加革命武装斗争的热情。
二、担任南昌起义总指挥 在革命危急关头加入共产党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
贺龙在北伐战争中英勇善战，部队得到不断扩大。贺龙率领的独立第十五师被誉为“战绩最大、声誉最高”、“异常奋勇”的“钢军”。1927年6月15日，国民政府决定将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扩编为第四集团军，下辖第一、第二方面军；独立第十五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任命贺龙为军长，周逸群为政治部主任。6月中旬，贺龙奉命率第二十军开回武汉。
在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南京和武汉两方面的国民党右派相互勾结，反共反人民的逆流正在发展。许多北伐军的将领，已经在他们管辖的部队和区域中进行“清共”。他们对并肩作战的共产党人，或残酷屠杀，或撤职逮捕，或“礼送出境”。在这种形势下，贺龙诚恳地对周逸群说：“时局虽然这样紧张，我还是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定。所有在我部队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都不要离开，放心大胆地继续工作。”这使周逸群十分感动。1927年7月初，贺龙在汪精卫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形势对共产党员更加不利的情况下会见了周恩来。贺龙看清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向周恩来表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帮王八蛋拼到底。”
贺龙与周恩来这次见面，奠定了他们之间以后几十年患难与共的深厚友谊。在共产党处于危难困苦的关键时刻，贺龙虽然身居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要职，但他依然保持着贫苦农民出身的光荣本色，他向往共产党，做了大量保护共产党员的工作。7月8日，贺龙派第二十军的船只送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刘少奇离开武汉。7月10日，贺龙同意周逸群按中共中央军委的建议，把正在遭受严重迫害的鄂城、大冶等地武装工人纠察队秘密编入了第二十军教导团。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开始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贺龙挺身而出，派人在武汉三镇许多共产党机关和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的门上挂出第二十军的旗帜，并且派兵站岗，阻止反动派搜捕；同时，又将在各地因遭受迫害、处境危险而逃来武汉的共产党员300余人保护起来，其中许多人在第二十军担任了政治工作。7月17日，贺龙在第二十军连以上军官大会上揭露蒋介石、清精卫叛变革命，同共产党分裂的事实。他明确表示要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坚决走到底！又对第二十军教导团说：“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全力以赴，就可以把他们打倒！”7月19日，贺龙派船送朱德离开武汉去九江。在这风云变幻的时刻，作为北伐军的高级将领而且在当时还没有参加共产党组织的贺龙，就有这样的革命坚定的理想信念，这样的革命胆略和逆潮流而动的精神，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体现了我们党的建设注重发挥象贺龙这样的北伐军高级将领的作用，而且充分相信和放手发动他们站在工农大众一边，以壮大党的武装力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坚决独立的军事行动，实行武装暴动。
贺龙的坚决态度使在九江的谭平山等几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深受鼓舞，他们进而决定贺龙率第二十军、叶挺率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以及其他部队于28日以前集中到南昌，准备在南昌举行暴动。并急电在武汉的中共中央。
在这关键时刻，武汉政府由黄琪翔、朱培德拜会贺龙，套友谊动员靠拢汪精卫，参加反共，没有能说服贺龙，反被贺龙抢白了一通，悻悻地走了。贺龙率兵赴南昌起义之前，蒋介石得知消息便开始拉拢他，以500万光洋，外加一个汉阳兵工厂和武汉卫戌司令的头衔送给他，企图收买贺龙，但这丝毫没有动摇贺龙崇高的革命理想信念。
紧接着又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从庐山发来电报，要归他指挥的贺龙、叶挺去庐山开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开会是假，剥夺贺龙、叶挺的兵权是真。此时，叶剑英急忙找到了叶挺，将汪精卫、张发奎等人的阴谋告诉了叶挺。他们商定邀贺龙和中共党员高语罕、廖乾吾到甘棠湖，以划船赏景为掩护，一起商量对策。贺龙、叶挺、叶剑英等乘小舟，荡漾在碧波之中，紧张地商量着关系革命前途的大事。他们揭穿了汪精卫、张发奎企图调贺龙、叶挺上庐山，把部队调往德安，相机扣押贺龙、叶挺解除兵权的阴谋，他们商定不去庐山和德安，只去南昌。他们决定当天行动。贺龙和叶挺到九江火车站，命令由第二十军控制的列车载叶挺和第二十四师官兵先走，贺龙和第二十军部队后走，迅速开赴南昌。
1927年7月27日，第二十军全部集中南昌。贺龙来到军部驻地中华圣公会以后，立即会见了领导和参加起义的共产党人李立三、谭平山、朱德、恽代英、刘伯承、吴玉章、徐特立、高语罕、方维夏、郭亮和朱蕴山等，谈话十分坦诚。贺龙发表了不必拉张发奎参加暴动的看法。因为张发奎与汪精卫是一路货色，7月29日，汪精卫、孙科、朱培德与张发奎在庐山召开了针对南昌形势的反共会议。他们决定命令贺龙、叶挺限期率部撤回九江，并在第二方面军中进行“清共”，逮捕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等一批共产党员。廖乾吾得到这个消息以后，连夜从庐山赶到南昌，向周恩来报告。
7月28日，贺龙在第二十军军部热情地迎接了前来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听周恩来讲南昌起义的基本计划。贺龙表示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叫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来代表党给贺龙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周恩来分析说，南昌守军有3000多人，朱培德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很有战斗力。前委决定由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团团长。由贺龙和刘伯承一起订一个具体作战计划。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团就没在贺龙第二十军的军部。
起义时间原定于7月30日。就在7月29日，张国焘以中央代表名义从九江给前委连续发来两封密电，坚持要等他来南昌以后再决定是否起义。30日，张国焘来到南昌，在前委会上传达了共产党国际代表的指示精神。遭到了与会人员的反对，张国焘只得表示服从多数意见，同意起义。但是，起义时间不得不推迟了。
7月31日，贺龙列席了前委在第二十军军部召开的会议，决定8月1日凌晨4时起义。不料，第二十军的一个副营长突然叛变。前委迅速将起义时间提前为凌晨2时。当天下午，贺龙召开第二十军营以上军官会议。在传达了前委决定以后，贺龙作了起义动员，接着，宣布了作战命令。
入夜，贺龙命令负责封锁道路、断绝交通的部队进入战斗状态。他们颈上系着红布带，左臂上扎着白毛巾，马灯、电筒上贴着红十字。口令是：“山河统一”。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2万余人的革命武装，举行起义。中国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的第一枪打响了，从此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
贺龙和刘伯承在总指挥部指挥作战。以第二十军第一师为主力与守敌警备团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师长贺锦斋、第一团团长刘达五都是久经沙场的骁将。他们亲自带着队伍，利用民房，攀登上鼓楼楼顶，占领了制高点，以猛烈火力压制敌人，掩护正面进攻，又组织力量穿街入巷，翻墙越脊，向敌军背后包抄，迅速将敌人压进其总部大院，迫使敌人全部缴械投降。在清理俘虏时，抓住了那个叛变的副营长，贺龙下令将其就地枪决。
叶挺、朱德所率起义军也迅速消灭了敌人。只用了4个小时，便在8月1日起义军总指挥部的五层大楼上，鲜艳的红旗迎着朝霞飘扬。
南昌起义的胜利与贺龙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对党的忠诚是分不开的，而且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兵力接近整个起义军的一半，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革命力量。起义胜利的当天晚上19时，在第二十军军部召开参谋团会议。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和随第二十军行动的苏联军事顾问纪功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着重讨论起义部队南下广东的具体计划和政治纲领。贺龙发表意见说：“我不主张到广东，我觉得湖南边境农民运动做得好，有群众基础。到那里不致在盛夏时节千里行军，而且兵员也容易补充”。但是，南下广东是在共产国际代表指示下，中共中央在南昌起义以前就决定了的方针，贺龙的意见没有被接受。
贺龙的一些正确主张虽然没有得到采纳，但他接受党的考验，服从党的命令，在8月5日，贺龙率总指挥部离开南昌。6日，起义部队全部撤离南昌，先头部队抵达抚州。起义军南下广东，占领瑞金。
8月末或9月初的一天。在瑞金的一座学校里，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在贺龙入党宣誓仪式上讲了话，赞扬贺龙积极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也相继讲了话。他们回顾大革命以来，贺龙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支持工农运动的一贯表现，赞扬了贺龙在革命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率军参加南昌起义的革命精神，也叙述了党对贺龙的考察经过。贺龙入党后，编入了中央特别小组，同组中有周恩来、张国焘、廖乾吾、刘伯承、周逸群等。
贺龙不为蒋介石、汪精卫的高官厚禄所诱惑，他胸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信念，脱下皮鞋穿草鞋，毅然决然率领包括3000湘西北子弟兵在内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听从党的指挥，举行南昌起义，并在革命处在危急紧要关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为了实现党的崇高理想和宏伟目标而奋斗终生。
三、创建湘鄂西根据地 与“左”倾教条主义作斗争
1928年1月中旬，贺龙、周逸群等离开上海去武汉，发动和组织革命力量创建湘鄂西根据地，主要由湘鄂边、洪湖根据地组成。包括巴东、兴山、秭归和襄阳、枣阳、宜城根据地。
1928年春，贺龙、周逸群在湘鄂边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使武装力量逐步得到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共湖南省委为加强湘西各县的统一领导，决定将湘西北特委并入湘西特委，并于1928年7月成立以贺龙为书记的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随后，将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湘西前委也改为湘鄂西前委。1929年1月，贺龙率领红四军攻占鹤峰县城，6月攻占桑植县城，分别建立县委和县、区苏维埃政权，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迅速打开局面。逐步形成了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
7月，湘鄂边的红四军在湖北公安与红六军会师，组成红二军团（红四军改称红二军），并组成军团前敌委员会，周逸群任书记。全军团约1万人。创建湘鄂边、洪湖两块根据地形成湘鄂西根据地。
1930年11月，蒋介石命令国民党第十军军长、湘鄂川边“清乡”督办徐源泉指挥四个师又七个旅的兵力，以洪湖地区为重点，对湘鄂西根据地进行“围剿”。从1930年冬至1932年春，湘鄂西根据地胜利地进行了反“围剿”斗争。1931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治委员。3月初，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往湘鄂西根据地的夏曦到达洪湖地区。3月27日，组成以夏曦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6月24日，组成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以取代湘鄂西特委。从11月开始，国民党军队又不断向洪湖地区进攻。红三军在地方武装和群众配合下，在1932年1月粉碎敌人的进攻，共俘敌6000余人。这时，洪湖地区除原有各县外，已扩大到襄北广大地区，红三军也发展到1.5万余人。
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期间，推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否定原根据地领导人取得的成绩，并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他不听贺龙等人的不同意见，从1932年5月开始先后四次肃反中，以“改组派”、“第三党”等罪名，杀害包括段德昌在内的大批红军领导干部，给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造成了严重损失。
到了1934年4月，由于红三军已濒临绝境，也由于贺龙等人不断进行斗争，夏曦不得不采纳了一些改变具体政策的建议。贺龙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坚决要求结束不停顿的游荡，建立根据地，恢复党、团组织、政治机关。在贺龙等人的强烈要求下，红三军重建了政治部，军政委关向应也掌握了主动权。配备了部分团的政治委员和连指导员，恢复了军党务委员会和党、团组织。建立了沿河、德江、印江、酉阳等县苏维埃政权。
7月21日。中共中央的交通人员带来了中央1934年5月6日写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和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决议等文件。对夏曦所犯错误进行了初步批评，使夏曦准备进行的第五次“肃反”未能实施。红三军中长期存在的人人自危情绪从此开始减轻，因而产生了很大的积极意义。
四、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 率领红二方面军长征夺取伟大胜利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离开湘赣根据地，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并同红三军取得联系。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组成的军政委员会，于8月7日率红六军团9700多人开展战略转移，10月24日与红三军主力在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会师，当晚转移到松桃县的石梁。10月26日，在四川酉阳县南腰界举行庆祝会师大会。两支部队会师后立即进行整编，统一调配干部。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萧克、王震分别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红二军团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军团的行动。同时成立中共黔东特委，重组黔东独立师。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贺龙分析湘西敌情，把握局势，坚持集中兵力，两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领导下统一行动，发动湘西攻势，向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大庸等地挺进。11月7日，占领永顺县城，在龙家寨设伏打垮湘西军阀陈渠珍三个旅，俘敌2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一胜利是红三军离开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六军团西征以来，扭转困难局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形成和发展湘鄂川黔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11月，遵照中共中央电示，建立以任弼时为书记的中共湘鄂川黔临时省委，和以贺龙为司令员、任弼时为政治委员的湘鄂川黔省军区。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由贺龙任主席，夏曦、朱长清任副主席。到1935年1月，湘鄂川黔根据地初具规模。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以贺龙为主席，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等为委员的军委分会。
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建立，通过积极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建设、革命政权建设、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建设和革命武装建设，形成了以永顺、大庸、龙山、桑植为中心，包括湖南的保靖、慈利和鄂西的宣恩、咸丰等县以及鄂川边、川黔边部分地区在内的广大区域。其游击区更为广阔，包括沅水流域的沅陵、桃源、常德和澧水流域的石门、津市、临澧、澧县，湖北的松滋、鹤峰、来凤、利川、恩施以及四川的黔江、石柱、秀山等部分地区。湘鄂川黔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离开瑞金根据地之后，在江南我党领导的最大的革命根据地。1935年1月6日，任弼时在湘鄂川黔省委第二次活动分子会议的报告中指出：自从我红二·六军团汇合在中央和军委指挥之下，进到湘西北一带地区之后，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即创立了一个新的形势，这在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上具有极大意义。
这一期间，红军无论在前方和后方，都取得很好的成绩。军事方面，总共击溃了敌军15个团，消灭了四、五个团的有生力量，接连占领了湘西北的几个县城。特别是进攻沅陵，包围常德，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将大量的敌军背了过来，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为中央红军北上抗日赢得了有利时机。同时又将从洗车河到溪口的四百多里，从桑植以北到永顺石堤溪以南的二百四、五十里路的地区，纳入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版图，使这一区域的四、五十万人民群众得到解放。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使我党在湘鄂川黔苏区的各项工作既开创了新的局面，又极大地震慑了国民党反动派和蒋介石统治集团。
在加强党的建设方面，1935年1月27日，湘鄂川黔省委在大庸县丁家溶召开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夏曦承认了他所犯的严重错误，贺龙多年来坚持的正确意见也得到了肯定。尽管由于条件不成熟，会议还不能脱离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基调，但是，效果还是好的。会后，省委遵照中共中央电示精神，仍委任夏曦为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和省委委员，后来又任命他为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丁家溶会议在政治上分清了是非，为一批在肃反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恢复了名誉，对夏曦本人也受到了极大教育，达到了批评、团结、教育同志的目的，使红军队伍达到空前的团结，鼓舞了士气。这次会议为我党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遵义会议以后，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通道转兵”，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主动放弃了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会合的计划，“四渡赤水”跳出了蒋介石的包围圈。这时在长江以南，贺龙、任弼时等领导的湘鄂川黔苏区成了唯一的规模较大的革命根据地。蒋介石除了继续集中兵力对红一方面军围追堵截以外，于1935年1月底2月初，组织了6个纵队共80多个团10余万人，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围攻。当时红二、六军团主力和地方武装不足2万人，但进攻根据地的国民党军仍占绝对优势。
贺龙采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诱敌深入，3月20日，红军设伏在大庸县后坪的鸡公垭村，国军李觉师第二天才向鸡公垭搜索前进，并先占领了制高点。红军为夺回高地，截断澧水河中浮桥，打得英勇顽强，这一仗打了一天，敌军死伤近千人，红军亦伤亡700人。红军及时总结战斗经验教训，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明确了今后不要采取以主力对主力，以堡垒对堡垒的打法，认识到从狭小的被包围圈中转移到外线，机动灵活打击敌军的必要性。
贺龙指挥红军在陈家河、桃子溪打了胜仗以后放弃了北渡长江、另辟新区的计划，决定在原地区坚持斗争，发展向敌军反攻的新局面。
1935年6月14日，贺龙采用围城打援的战略战术，部署红二、六军团一部分兵力包围宣恩县城，迫使徐源泉急令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从来凤、李家河驰援，向忠堡前进。14日早晨，红军发起总攻，直到下午3时战斗结束，歼敌第四十一师师部、第一二一旅和特务营，活捉了师长张振汉。贺龙向张振汉宣传红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叫卫生部给他治伤，使张振汉非常感动。贺龙了解张振汉是学炮兵的，叫他留下来给红军当教员。贺龙重视人才，变敌为友，使这位国民党的纵队司令兼师长从此参加了红军，并长征到达陕北，为红军建设做出了贡献。这是贺龙等领导人使用旧军官任教，为我军开展军事技术教学，树立的一起典型范例。
1935年9月29日，红二、六军团在石门的磨岗隘召开积极分子会议，总结进入湘西北策应红一方面军以来的斗争。这一年，贺龙、任弼时领导红二、六军团进行大小战斗30次，直接接触的敌军达86个团，其中76个团被击败；先后占领过7座县城，恢复和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战斗中共俘虏敌军8000余人，其中有纵队司令兼师长1名、师参谋长1名、旅长2名及师以下军官百余人；缴获枪炮1万余件、子弹120万发和大量物资。两军团扩大了1倍以上，组建了红十八师和红十一、十七团以及许多独立团、营和游击队。由于红二、六军团积极战斗，钳制了敌军6个纵队10多个师的兵力，使其不能阻截围堵红一方面军，还把正在进攻红一方面军的一部分敌军吸引到自己身边来。配合红一、红四方面军长征，两军团尽了最大努力，做出了很大贡献。
到1935年底，红二、六军团主力虽然有很大发展，但总兵力也只有两万多人。面对十倍于我的敌军，为了保存革命力量，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在桑植举行红军长征誓师大会。除留湘鄂川黔特委和红十八师坚持根据地斗争，钳制敌人外，主力于19日晚开始长征，途径大庸县境内，21日，红二军团到达阳湖坪，红六军团到达黄家铺，打响了红军长征后强渡澧水的第一役，红军冲破澧水、沅水封锁线以后，出敌不意，突入湘中。贺龙命令红二、六军团展开攻势，从11月23日到28日，先后占领了辰溪、浦市、溆浦、新化、蓝田（今涟源）和锡矿山，控制了湖南中西部广大地区，并迅速展开了发动群众抗日救国，打击土豪劣绅，组织抗日游击队和筹集物资经费的活动，取得了很大成绩，还扩充了3000多名新战士。
贺龙领导红军拖着敌军7个师的兵力兜圈子，并将敌军远远甩到后面。过了元旦，进入贵州，1月9日，到达石阡地区。然后，经过毕节，到达藏族地区中甸城。
1936年7月2日，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贺龙看了张国焘派人送来的《干部必读》的小册子以后，严肃地说：“张国焘分裂中央是错误的，这个材料不能发。”贺龙对付张国焘，讲究斗争策略，督促他一起北上会合中央，立了大功，得到了朱德的高度评价。
1936年7月5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以二军、六军、三十二军组织二方面军，并任命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红二方面军共有8个师的兵力。
7月2日至10日，红四方面军兵分3路从甘孜等地向甘南进发，红二方面军兵分两路从甘孜承红四方面军之后北上，10月8日，红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会宁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在陕甘宁胜利会师，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为北上抗日和中华民族的翻身求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我们要弘扬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精神，牢固树立革命先辈的崇高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不断提高宗旨意识，抛弃个人私心杂念，认真解决“四风”突出问题，做到清廉自律，务实为民，努力学习，克己奉公，对党忠诚，敢于担当。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赵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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