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葱茏碧绿的马夫寨下，在碧波荡漾的玉泉河边，座落着一个美丽的村庄——皮家湾。这里，是我岁月初萌成长的故乡；这里，生活着我八十多岁的双亲；这里，时常牵动我心底那份最柔软的温情。
我的父亲和母亲属于典型的“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他们经历了新、旧社会两重天，深深感受到了旧社会的苦和新社会的甜。经过岁月的洗礼和磨砺，我的父母亲对生活格外满足，对幸福格外知足，对走过的路格外珍惜。
父亲生于1934年，他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曾祖父叫皮国珵，祖父叫皮开珍，祖母刘大妹，母亲刘金玉，都是桥自弯乡鸭儿池村没出五户的刘家人。伯父皮文乾，比我父亲大六岁；姑母皮林芝，比我父亲大三岁；叔叔皮文尧，比我父亲小七岁。解放前，一家八口人靠三亩多瘠薄的田地养家糊口，如遇天灾，产下的粮食根本不够一家人吃喝，生存极其艰难。
曾祖父为了一家人的生计，靠串乡走村卖针线活补贴家用，父亲从小跟着曾祖父背着背笼卖东西，饱尝了谋生的艰辛。大自然是神奇的粮仓，山里长出的野菜野果，是饥饿岁月最好的食物补充。挖蕨打葛、扯野菜吃蒿子，这是父辈解放前经历的真实生活。当时普通百姓都要交苛捐杂税，称出款子，我的祖母刘大妹出不起款子，与保长闹翻，因怕报复，祖父祖母只得连夜带着一家老小投奔内半县的亲戚。
亲戚家住五道水镇元宝溪，是父亲的姑爷。元宝溪与湖北交界，地广人稀，正适合避难。当年，只有八岁的父亲跟着祖父母背着四只母鸡打着火把连夜赶路，第二天下午才走到元宝溪。“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什么叫故土难离，什么叫有家不能归，我的亲人深深尝到了其中的滋味。没有地方住，祖父祖母就割茅草砍树在亲戚的帮助下搭三间茅棚，这样，一家人总算有了安身之所。刚到元宝溪，全家人的生活完全靠东挪西借，借一担苞谷还一担半苞谷，借一升苞谷粉子还一升半苞谷粉子，在那种“驴打滚”赊借的日子里，苦难的亲人们挺了过来。为了让家人吃饱，借来的苞谷粉子都会拌上一大半时令野菜，只要是没毒的东西，父辈们都吃过。
元宝溪荒芜人烟，父辈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刀耕火种，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祖父祖母先砍出一块空地，作为防火隔离带，然后砍下烧过的杂树，辟出一块块土地，种上苞谷，俗称“砍火畲”。春来暑往，秋收冬藏，经过一年的广种薄收，火畲地打下的千余斤苞谷，让亲人们有了活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年仅十岁父亲就跟着祖父劳动，干不起重活，就负责往山上送饭菜。祖母是一个坚强的女人，一共生了十三胎，成活四人，多子多福让祖母创造了繁衍生息的神奇。
桑植解放那年，偏远的元宝溪也迎来了改天换地的时代。年仅十五岁的父亲，在元宝溪光荣地当上儿童团副团长，手握红樱枪，打倒土豪劣绅、减租反霸，火热的生活让父亲找到了翻身当家作主人的豪情。桑植复查土改，父辈们搬回了皮家湾。解放前，父亲有家不能归；解放后，父亲叶茂归林。他发自内心的感谢共产党。
父之美德，儿之遗产。爱党入党，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是父亲的辉煌人生。父亲文化程度不高，却是一个极其有信仰的人，这种信仰伴随父亲一生，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父亲在1953年加入共产党，并担任团支部书记，负责培养青年积极分子。火热的生活火热的激情，父亲对新生活充满了热爱。由于工作积极，两年后，父亲当上了民兵营长。在那个全民皆兵的年代，每年七八月份父亲都组织60个民兵进行训练，自豪溢于言表。随后，父亲又担任监察主任。1957年，父亲担任村书记，一干就是20余年。
父亲从入党那天起，就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党叫干啥就干啥。当大队书记，组织安排修泉峪村到桑树垭的公路，父亲组织义务工100多人，早去晚归，一修就是两年。修泉峪水库，也是不余遗力，一干也是两年。组织安排父亲搞社教，他积极服从安排，先后到澧源镇长潭村住村一年，到利福塔宋家台村住村一年。搞“四清”不准回家，父亲就长住在洪家关银杏塔、杨柳池、花园村。我还记得，县民政局安排父亲修贺龙故居、修榨油厂、办农具厂，他把我也带上了。当时我正上学，白天上课，晚上就跟父亲住在工地。守工地时，我问父亲：“为什么不回家住”。父亲说：“工地就是我的家”。父亲的教育就这样直接。父亲从村里走出来后，开始走入另一个人生大舞台。随后，父亲开始担任乡农具厂厂长兼企业办副主任，从50岁一直干到60岁退休，乡农具厂办得十分红火，农具厂生产的锄头菜刀销往洪家关的十村八寨。当时农具厂养活了20多人，每人每月的工资是15元，后来涨到25元、35元，当时的米只有一角三分钱一斤。可见父亲对农具厂的管理十分精心。
1958年，父亲与母亲结婚。据母亲回忆，他们的婚姻，是祖父母在父亲三四岁时就订下的娃娃亲。父亲长母亲四岁，依此算来，母亲刚出生不久就和父亲订了婚。六十年代初正值大集体年代，生产水平落后，生产效率低下，整个社会生活水平都不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的父母亲幸福而快乐地投入到了火热的社会主义新生活中。从1958年到1994年退休，我的父亲一直在外风风火火，母亲在家忙内忙外，夫妇俩从生下我、弟弟和妹妹，到把我们拉扯大，饱经辛劳。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父母亲养育我们，把我们拉扯成人，发挥了他们巨大的智慧，付出了他们无限的体力。我的父亲在大生产年代，每年的收入是200斤粮食，当上支部书记，是700斤粮食，而我的母亲靠工分分得的是1000斤粮食，200元钱。一等劳动力10个工分，二等劳动力8个工分，我母亲的工分是8.5个工分。为了挣工分养家，母亲把自己的生命潜力发挥到了极致，身高一米六的母亲，得知背100斤东西可得两分工分，就报名参加背东西这些农村男人干的重活，为了养家，母亲背过石灰、牛草、燕麦，父亲如今还记得母亲从山界上背燕麦到洪家关，一回背了两百多斤，父亲看着心疼，想帮她背，父亲竟然还背不起。什么是爱的力量，什么是母性的光辉，我从母亲身上找到了答案。农村重体力活可以挣更多的工分，没有文化的母亲只认一个理，哪样挣工分多，她就干哪样农活，不管自己的身体行不行。我的母亲曾创造一天挣30个工分的记录，说起这些，八十一岁的母亲至今还津津乐道，充满自豪，这就是我母亲的真实写照。
母亲也曾担任过村里的妇女队长，负责安排劳动，每天鸡叫头遍，母亲便起了床，八岁的我也随着早起，帮母亲做早饭。当时吃洋芋、蕃薯、萝卜米饭、苞谷饭，缺油少盐，一家人煮上大半锅，也填不饱饥饿的胃。小时候，对生命最深的记忆是饿。树上的果子，山上的野菜，都成为我们填饱肚子的食物。母亲对我们十分疼爱，有什么好吃的，一定要让我们先吃。当时，最奢侈的东西莫过于街上炸的油粑粑，母亲上街总会给我们三兄妹带上一个，吃上油粑粑的那个香，我们至今回味都感到幸福。母亲是个坚强的女人，生我弟弟时，母亲自己烧水，自己接生，用一把消毒的剪刀剪断儿子的脐带，剪断自己的胞衣，我如今都不敢想象当时“娘奔死，儿奔生”的情形，我们兄妹三人出生时，父亲都在外面忙工作，母亲没有半点怨言。母亲忙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直到七十岁那年做农活摔了一跤，我们再也不准她做农活为止。
“父母所欲为者，我继述之；父母所重念者，我亲厚之”。我的父母教育儿女严慈有度，从小就告诉我们尊敬长辈，孝顺父母，善待邻里。小时候，由于我不懂事，经常带着一群同龄孩子“哪咤闹海”，不时闯下不大不小的祸，要父母亲帮我“圆场”。在外面，父母亲是宁愿自己吃亏，也不会亏欠别人。回到家，父母亲对我当责罚就责罚，皮肉之苦是理所难免的。正是父母亲的言传身教，形成了我们皮家良好的家风。多年来，我秉承父母亲优良的品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深受党和组织的培养，一步步从一名村干部、合同制干部成长为正处级干部，这都是父母殷殷教诲的结果。我的父母亲一年年老了，老去的是时间，不老的是父母养育儿女的慈严和与人为善的品德。大伯长年在外工作，伯母身体差，母亲与伯母一家和气相处，没和他们红过一次脸，也没和邻里吵过一次架。母亲像一根捆篾用自己的宽容和善良把一大家人捆在一个灶锅里，与亲人们过着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生活。“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是母亲一直挂在嘴边的话，懂得谦让，吃亏是福，母亲诠释得十分完整。
1994年，六十岁的父亲退休，这一年才真正回到老家皮家湾和我母亲两人一起生活。此时，我和弟弟、妹妹都已先后成家立业，为了生计，我们各自打拼，只有父母亲生日和逢年过节，我们才有时间回家陪陪他们。如今，父母已年过八旬，看着他们守在老家，相互搀扶过岁月，心中常常不由自主被感动。
我的父母亲是平平凡凡的人，他们走过的路，也是中国从穷到富的路。风风雨雨的经历，练就了父母勤俭朴素、忠孝节义、与人为善的品格。因为父母亲的恩重如山，才有了我们家人的和谐兴旺，幸福安康，愿父母亲健康长寿。
我深爱着我的双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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