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后，天气逐渐转冷。穿着厚厚的衣服走在大街上，仍然会被不时刮来的冷风吹得直打颤。走到街道拐角处，突然感受到一阵阵热浪：一个大叔在烤薯卖。赶紧掏出零钱买了一个热乎乎的薯。香甜的味道入口，身子也渐渐暖和起来。吃着薯，我忆起老家的薯糖。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每当到腊月，老家的上空便会飘起熟薯的香甜味道——这是村里人在熬薯糖，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在那个年代，熬薯糖是村里人家家户户必做的一件事。一是收获的薯太多，地窖里藏得满满的，时间长了，薯会烂掉，需要用各种方式来储存；二是那个年代糖类价格昂贵，村里人自己动手熬糖，既可哄住贪吃孩子的嘴，也是对大人们一年来辛苦劳作的犒劳。
熬糖的时候，需要头天把薯从地窖里取出来，这个任务通常由父亲和我来完成。父亲用绳子拴好箩筐把我放入地窖，我借着窖口传来的微弱光线把挑好的薯放到箩筐里，满了就摇一摇绳子，父亲就赶忙把薯提出地窖。如此反复数次，就取好了几大筐。最后，我也会坐在箩筐里，摇一摇绳子，父亲就使劲把我提上来。
晚上，母亲会把取回来的每筐薯都认真地清理，把每个薯残留的根茎、坏死的表皮都一一削去，耐心地用水搓洗。
第二天，鸡叫头遍，薯被放进家里那口大铁锅里。父亲在炉腔里架起劈好的木柴，红通通的火，开始欢快地在炉腔里跳跃。等到我和弟弟起床，整锅的薯都已经熟透了，散发着甜腻的香味，母亲会从锅里拣出几个酥软的番薯给我们当早饭吃。
接下来，父亲会用一根粗木棍在铁锅里鼓捣搅拌，把块状的薯捣碎，一圈一圈，搅拌成糊糊。厨房里蒸气四溢，人的轮廓变得影影绰绰。我和弟弟不时地往炉灶里添一两根木柴。母亲把事先发好的大麦芽放进锅内，说是要让薯糖化。
边等的时候，母亲会边把家里的水缸清空，水缸上面吊上一个干净的麻布包袱。待到一切都停当，母亲便麻利地把薯糊糊舀到麻布包袱里，父亲用工具对包袱使劲挤压，薯的甜汁便一点点从包袱里溢出。等到榨干了薯糊糊的汁水，父亲就会打开包袱倒出薯残渣，母亲默契地从锅里再舀出新鲜的薯糊糊，倒进包袱，父亲接着继续挤压。
最后，父母合力将糖汁倒入锅中，烧火慢熬。
熬糖的时间显得十分漫长。在漫长的等待中，火候的控制最重要。一开始火力要猛，逐渐地火力要减小减弱，还要边熬边搅动，既加快水分蒸发，又防止锅底焦化。记忆中，低矮的厨房里里烟雾弥漫，使原本就不太亮的灯泡更加昏暗了，但是这间充满烟火味的低矮小屋，却在生命中烙下了许多温暖亲切的回忆。
父亲把一根筷子放进锅中，筷子能够直立，就说明糖的浓度差不多了，也就是说，薯糖熬好了。母亲会用一个陶盆把熬好的薯糖细心地装好。寒冬腊月天，用炭火烤好糍粑，往糍粑中央蘸上番薯糖卷着吃，是我儿时记忆中举世无双的美味。
长大后，日子似乎开始跑得越来越快。薯糖渐渐被抛在时光的尾巴老后，我们已不再年年在腊月熬糖。吊脚楼、苞谷烧、绣花布鞋、老磨盘、蓑衣……这些陪伴我们祖祖辈辈的老物件，都开始慢慢消失在时光里。
想念记忆中老家的薯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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