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自己和大弟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儿童岁月没少穿母亲做的布棉鞋。在母亲那一代人中，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一个女人若不会针线活是被人瞧不起的，我的母亲，是村中出了名的针线高手。
由于做棉鞋比较复杂，母亲的准备工作也做得比较早。我们村位于河滨，河坡上和菜园里有不少棕树，母亲就利用平时去菜园干活和去河里洗衣的间隙从矮小的棕树上收集棕毛。“双抢”之后，她开始翻箱倒柜“变废为宝”将所有的零碎布搜出来，又将一些破烂衣服拆洗干净，然后用磨好的米粉子混拌从山中采回的小小野梨子熬一锅不稀不稠的米浆，将那些已晾干的小布头拼在一起裱成一张张薄布板。裱的时候挺讲究方法，先裱正面，待它板脸（稍干）时，翻过来裱反面，而且第一面要裱两次浆。再用同样的方法裱几张棕毛板，将它们一起放到太阳下曝晒几天，直到它们发干变硬才收回家留着备用。
割了晚稻之后，农民开始闲起来，母亲开始为我们做布鞋。她先用报纸照我们的脚剪好鞋样，再将那些布板和棕毛板拿出来，套着样鞋剪出一张张鞋片。布棉鞋的底比较厚，一般有七八毫米，有的甚至达一厘米厚。一般至少要十余张鞋片才能组成一只“达标”的鞋底。这十多张鞋片中包括两张三层的棕鞋片，外面用素净的洋布包好，开始纳底。
纳鞋底是做鞋全过程中最费时、最关键的一步，也很讲究。针一般是2号或3号的，太粗或太细都不好。线是自己搓的麻线，它比一般的纱线要牢固。纳底时针要稳要准才不致鞋底走样，线要扎得疏密适宜且排列整齐，才显功夫。母亲纳鞋时，拿针的右手上戴上一个颇似戒指（比戒指宽大）的铜箍，我们这里称之为“顶线头”。她每扎两三针，就将针往头发里搔磨一下。由于鞋底厚，又夹有棕毛，加上裱过，有时一针扎下去不能穿透，只好用“顶线头”将针顶出来。有时候鞋底涩针，母亲只得用牙咬住针尖拨出来。我不知道，一双鞋底要纳多少针，母亲又要用嘴拨多少回。直到现在，我还时常想起那些岁月中的温馨片断：宁静的晚秋或初冬之夜，忽闪忽闪的煤油灯下，我们一家人围炉而坐，炉上炖着准备冲鸡蛋的甜酒。父亲一边唱歌谣哄小弟弟睡觉，一边检查我和大弟弟的作业；或者母亲一边纳鞋底一边给我们讲“野人婆”（猩猩）的故事。那麻线穿过鞋底的“呼呼”声，犹如天簌，成为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音符……
一双鞋底快则一两天慢则四五天才能纳好，纳好之后，在上面铺一层较薄的棉花，棉花之上再铺一层洋绒，用布滚边，就算完工了。鞋底做好后，母亲便开始做鞋帮。做鞋帮挺复杂，要耐心，更要细心。鞋帮共四层，自外而内，第一层是灯蕊绒布，第二层是裱出来的布板，第三层是棉花，最里面那层是洋绒。将这些材料依次铺好照着鞋样剪出来，然后用针细缝。缝的时候先缝驳口和骨架，再缝松紧带口，最后才修边锁口。缝鞋帮最讲究的是走线，该直的直，该弯的弯，该弧的弧，针距要匀，方能成型。
鞋帮做好之后，最后一道程序就是将它上到鞋底上去。上鞋帮时要将鞋帮底的中线对准对好，走针更力求准而稳，稍有疏忽，上出来的棉鞋就不周正，要拆掉重来。母亲在做鞋的整个过程中，显得特别细心、认真和自信，她的这种精神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使我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铸就了一种知难而上坚韧不拨的精神和毅力。
我是穿着母亲做的布棉鞋长大的，尤其是在小学毕业前的那些岁月里，我所穿的鞋子除了解放鞋和雨鞋，就是母亲做的布棉鞋。直到我初中毕业，改革开放之风吹到了我们湘南这座古老的小城，大家都流行穿商店里的皮鞋和运动鞋等鞋类新宠了，母亲才停下这项在民间流传了几千年的原始手工活。
往事如烟，恍若隔世。尽管如此，在我的记忆深处，依然保留着母亲所做的布棉鞋，我称之为母亲鞋。母亲鞋，伴我走过了艰难困苦的童年岁月。母亲鞋，既温暖我了怕冻的脚，又温暖了我幼小的心。
母亲鞋，我生命里永不干涸的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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