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雨滴抛珠滚玉般溅落在玻璃窗上。凝视着书桌上开得精神饱满的太阳花，我不禁想起父亲，顿时潸然泪下——他曾经是我们家的太阳花。
听别人说，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爷爷在国民党征募壮丁时被抓走了。那时，奶奶二十九岁，父亲五岁，姑姑一岁，爷爷走后便杳无音信。奶奶是缠过足的小脚女人，走路颤颤巍巍，做农活很吃力。即便如此，为了不让孩子遭白眼受虐待，奶奶依旧带着两个幼儿依附娘家、攀援亲戚，过着颠沛流离的贫苦生活，一直未改嫁。
贫苦孩子早当家，十九岁时，父亲成家了。婚后，他像一棵大树努力撑起一贫如洗的家。父亲一边养育着八个孩子，一边赡养着年迈的老母亲。我们八姊妹像一群小鸟倏尔躲避在树荫下，忽又栖息在枝丫上，常常让他焦头烂额。
父亲和姑姑对奶奶很孝顺，和奶奶说话时轻言细语，有好吃的东西总是让奶奶先吃。过年时，父亲早早起床，将煮好的鸡蛋和着糖水端到奶奶床前，要我们跪着给奶奶拜年。小的时候我们都乖乖地照做，长大后开始腼腆，很少从命。不善言谈的父亲很恼火，便一声不吭地坐在火坑角落里抽闷烟。父亲抽的是自己种的草烟，他总是很麻利地用卷烟纸把碎烟叶卷成小喇叭，再用中指和食指粘上唾液，把喇叭口逆时针拧紧，点上火后一根接一根地抽，吐出的烟圈如团团愁云将父亲层层包围起来。
记忆中，父亲一年四季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地忙碌着。农忙季节，白天种庄稼，晚上剖篾织竹器、打草鞋。冬天，父亲穿着薄薄的解放鞋带着哥哥们上山砍柴烧炭。凌冽的北风浸肌透骨，父亲脚上生满了冻疮，手上裂开很多小口子，像婴儿的小嘴巴，渗透出殷殷红血。我问父亲：“疼吗？”“不疼，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你强它就弱！”父亲边说边坚毅地用胶布将伤口包裹起来。赶集日，父亲便将炭、竹器挑到七八公里外的喻家嘴市场上卖掉，补贴家用。那年代，四山两界织竹器、烧炭卖的人多，城里需要的人少，挑到集市上的东西很难顺利出手，散集时便忍痛割爱贱卖，贱卖也没人要就寄存在别人家里，等到第二个赶集日再卖。
父亲少言寡语，总是做得多，说得少。我八岁时生病高烧不退，患上了极易丢命的麻疹。那是一个北风呼呼大雪纷飞的日子。父亲给我穿上棉衣后又用被子包起来，放在竹背篓中。踩在厚厚的积雪上，父亲背着我步履蹒跚。大雪鹅毛般飘落在父亲的头上。夜幕降临时我们才到达喻家嘴卫生院，父亲汗流浃背。经过抢救，三天后我转危为安。父亲抚摸着我的小脑袋，舒展开了紧锁的眉头，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我的老家山多田少，农作物收成不好，家里常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有次，父亲赶场回来看见同村毛家揭不开锅，生活陷入了困境，便悄悄把家里为数不多的大米匀出来送给了毛家，帮他家渡难关。母亲知道后对他抱怨数落了很久，我们也不能理解。
年幼无知的我对父亲的诸多做法嗤之以鼻。十七岁那年，叛逆的我顶撞了奶奶，面对父亲的严厉教育，我不屑一顾，乜斜着眼睛，撇了撇嘴。气急败坏的父亲浓眉倒竖，怒不可遏地抄起手膀粗的茶树棍在我腿上横扫了两棍，第三棍下来时被母亲拦住了。顷刻间，我的大腿上肿起两条又红又紫的粗痕，痛得我撕心裂肺，我因此耿耿于怀，对父亲怀恨在心，很久都不理他。事后，父亲一直都很后悔，在我面前谨小慎微的，再未对我说过半句重话。
父亲高小毕业，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是我们队上的会计。过年时，我家门口就贴着父亲写的对联，在彤彤红日的照耀下，格外耀眼。小时候，父亲经常教我学算术，讲四言八句。我坐在父亲的腿上掰着手指数天上的星星，父亲刮着我的小鼻子：“小傻瓜，星星是数不完的！”“今天数不完，我明天还数，以后天天数”，我躺在父亲怀里撒娇。
子女成家后，父亲耕耘庄稼播种蔬菜，依旧劳作在田间山头。二OOO年秋季的一个下午，父亲挑来一担米送到我家，“凤儿，这是刚出的新米，你们尝尝。”父亲汗涔涔的，一脸慈祥。“外面店铺里多的是米，这么远的山路，您以后就别送了。”我嘴上这么说着，心头却热乎乎的，擎起衣袖心疼地揩去父亲额上的汗珠。
三个月后，父母亲应邀在一个族人家里吃晚饭。回家时，羊肠小道漆黑一片，父亲反复叮嘱母亲小心行走，自己却一个踉跄跌入十米高的悬壁下，摔破了后脑勺，因黑灯瞎火又交通不便，未能得到及时医治，四小时后，父亲离开了人世。
父亲的一生坎坷沧桑勤劳善良，但他是坚强阳光的。他把对奶奶的孝敬诠释在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中，把对子女的疼爱扛在肩头埋进心底。子欲养而亲不待，少不更事的我不懂父亲，成为今生最大的遗憾。
天放晴了，书桌上的太阳花开得更亮了，像父亲的脸。十八年了，父亲似乎从未离开过我，他像太阳花盛开在我心里。天再高又怎样，惦起脚尖就能挨近阳光；地再深又如何，伸出手掌就可触摸到父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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