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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笔直书著春秋

—校读张家界市旧志随笔

2019-08-20 17:18:38  来源:张家界新闻网  作者:戴楚洲  阅读: 张家界日报社微信

    “方志”是记述一定区域各个方面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既是概括一地自然和社会发展过程的地方史书,也是汇集一方基本知识的地方百科全书。所以,清代方志学开山鼻祖章学诚提出:“志乃史体”“志属信史”和“方志乃一方全史”等观点。绵延不断地编修方志是中华民族独特而悠久的优良传统,方志是我国特有而珍贵的文化遗产。北宋徽宗时代,朝廷创置图志局,州、郡始编图经,这是我国设局修志之始。南宋时期,方志体例基本趋于定型,南方定型方志有州志和县志,门类完备,内容丰富。宋元明清时期,地处偏远的张家界市境内,虽然建置沿革时有变迁,但是编修方志方兴未艾。南宋时期,始编《慈利图经》,仅见旁籍提及,至今已经失传。虽然由于时代局限,旧志作者所持唯心史观似有偏见,记载人文地理较多,经济兴衰所载甚寡,但为新中国建立来编纂新方志提供体例,为张家界市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提供大量史料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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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建立以后,朝廷督促全国修志,各地修志蔚然成风。到了明朝中期,“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明代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福建人陈光前担任慈利县知县。卸任知县职务以后,陈光前参阅古籍,增阙补简,旁征故老,删讹订谬,纂修长约3万言的《万历慈利县志》十八卷,包括建置、形胜、封域、城池、山川、水利、风俗、物产、田赋、学校、人物、丘墓和卫所等内容。1964年,上海古籍书店据《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万历慈利县志》,是张家界市境内现在能够看见的最早志书。明代万历十年(1582年),邵钟美草创《万历永定卫志》,未印,今已无存。
      
    清朝初期,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修志,多次颁布修志通令,提倡全国各地编纂志书。各地政府普遍建立修志局馆,文人、学士广泛参与,致使清代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方志编纂的全盛时期,成书数量达到5700多种。各种类型志书均已出现,分为府志、州志、土司志、卫所志、山水志和乡土志等十多种专志。清代雍正年间,清政府在土家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裁撤土司机构和“羁縻卫所”,废除土官治理,委派流官统治。以桑植宣慰司、上峒长官司、下峒长官司以及安福所地并割慈利县十四都、十五都地置桑植县;拨慈利县十都、十一都、十二都、十三都以及八都、九都一部和永定卫、茅冈长官司地置永定县。清代康熙年间,慈利县贡生叶琼纂修《康熙慈利县志》四卷,长约5万言,清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付梓。清代乾隆年间,桑植县知县顾奎光纂修《乾隆桑植县志》五卷长约6万字;清代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问世,国家图书馆收藏。清代嘉庆年间,慈利县拨贡皇甫如森纂修《嘉庆慈利县志》八卷,长约20万余言;清代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刻本国家图书馆收藏。清代道光年间,永定县贡生熊国夏、王师麟纂修《道光永定县志》八卷清代道光三年(1823年)付印。清代同治年间,慈利县孝廉魏湘等人纂修《同治慈利县志》十四卷,长约33万余言;清代同治八年(1869年)付梓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同治年间,永定县张序枝等举人纂修《同治永定县志》十二卷清代同治八年(1869年)刻本。清代同治年间,桑植县知县周来贺纂修《同治桑植县志》九卷,清代同治十一年(1872年)刻本。清代光绪年间,慈利县名家吴恭亨编纂《光绪慈利县图志》八卷,长达8万余言;清代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刻本,湖南省图书馆藏书。清代光绪年间,桑植县知县龙起涛纂修《光绪桑植县志》九卷,9万余字,清代光绪十九年(1893年)增补。清朝末期,在民族危机加剧背景下,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推广乡土志用作学堂教材。光绪皇帝颁布《乡土志例目》,要求按例编辑,分为历史、地理、山水、人类、民族、宗教、兵事、实业、物产和商务等15个门类。永定籍国史馆校对馆侯昌铭编修光绪永定县乡土志四卷增写茅土司事略姓氏源流和物产购销等内容清代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刻本,湖南省图书馆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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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太祖朱元璋称帝以后,在土家、汉人杂居地区设置卫所机构,在土家地区周围建立军事防御包围圈。各卫由朝廷派兵驻守,开垦屯田。每卫置指挥使统领,每卫下辖5个千户所。各卫隶属省都指挥使司,各省都指挥使司统于中央五军都督府。清朝初年,沿袭明制,对投诚的各地土司、卫所准其袭职。明清时期,朝廷在澧水流域土家地区设置永定卫大庸所和九溪卫麻寮所、添平所、安福所等“羁縻卫所”,以土酋覃姓、唐姓为千户和百户。清代康熙年间,九溪卫贡生董儒修纂辑《康熙九溪卫志》三卷,约2万字;清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刻本国家图书馆收藏。杨显德纂修《康熙永定卫志》三卷,清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刻本。

    民国时期,尽管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影响方志编纂,但是北洋政府于1916年通咨全国纂修地方志书。国民政府也于1929年颁布《修志事例概要》,明确规定全国各地修志事项和要求。《修志事例概要》出台以后,民国时期创新修志,形成方志学研究气候。1935年,李泰棻出版全国第一部方志学研究专著《方志学》,并且提出方志本质是“记载与研究一方人类的进化现象”。慈利县名家吴恭亨等人纂修《民国慈利县志》二十卷,长达18万多字;民国十二年(1923年)书成,湖南省图书馆收藏。慈利县禀贡生陈宗瀛自费考察湘鄂西,手录九溪卫史料,编成《民国九溪卫志》四卷,只有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手抄本。1935年,溇江涨大水时,陈宗瀛用袋子装着《民国九溪卫志》手抄本,吊在家中屋梁,稿本得以留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慈利县政府落实民族识别政策,编纂新版《慈利县志》,引用许多《民国九溪卫志》史料。2002年,岳麓书社出版拙著《慈利县土家族资料汇编》一书,校点、收录《民国九溪卫志》全文。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编写《民国大庸史稿》一卷,仅存草稿。桑植县名儒谷梅桥独自编纂《民国桑植县志略》十七卷,设卷微繁,记述简明。仅有手稿一部,桑植县档案馆珍藏。戴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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