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我们仨》中，有一段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的手撑在树上，我的头枕在手上，胸中的热泪直往上涌，直涌到喉头。我使劲咽住，但是我使的劲儿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挣裂了。只听得噼嗒一声，地下石片上掉落了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迎面的寒风，直往我胸口的窟窿里灌。我痛不可忍，忙蹲下把那血肉模糊的东西揉成一团往胸口里塞；幸亏血很多，把滓杂污物都洗干净了。我一手抓紧裂口，另一只手压在上面护着，觉得恶心头晕，生怕倒在驿道上，踉踉跄跄，奔回客栈。”
八十多岁的杨绛，拖着孱弱疲劳的病体，一边来往于驿道，照顾生病的钱钟书，一边奔波于医院和客栈，担心因肺结核住院的快六十岁的女儿钱瑗。
此时笼罩在他们头上的光环早已不重要，杨绛不是著名的翻译家、学者，钱瑗也不是著名的老师、教授，钱钟书也不是蜚声海外的学者、作家。他们只是芸芸众生中普通的一家三口，三个老人。
《我们仨》将钱钟书和杨绛几十年的经历娓娓道来：婚后去牛津、巴黎留学，抗战后回国任教，从昆明到蓝田，再到北京，经历各种运动、风波、变故……他们始终保持着与世无求、与人无争的处世态度，只求相聚在一起，各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钱钟书一生最爱读书。他说，为一个学位赔掉许多时间，很不值当。所以他在巴黎大学，不再读学位，只按自己定的课程读书，法文自十五世纪的诗人维容读起，到十八、十九世纪，一家家读来，德文也如此。他每日读中文、英文，隔日读法文、德文，后来又读意大利文。
杨绛恬淡坚强，随遇而安。初到牛津时，因为中意的专业招生名额已满，她不愿换专业，也因为经费紧张，不想给父亲增添负担，就做了旁听生。她为自己定下课程表，从容自在地把一本一本书从头到尾细读。她还自嘲“大有失学儿童的自卑感”。
生钱瑗时，护士好奇地问她：“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啊？”杨绛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一句简单的话，让我寻思很久。谁的人生没有磨难、苦楚，到处去喊，去叫，疼痛和伤心并不会减轻分毫，倒不如安安静静地承受，接受，享受，就当它是一场雨，下得再大，总会有停的时候。
1939年暑假，杨绛与钱钟书因为钱钟书是继续在清华任教，还是听从父命去蓝田师院一事发生争执。杨绛向父亲求助，一向慈爱的父亲脸上漠无表情，一言不发。父亲的沉默让杨绛领悟到：一个人的出处去就，是一辈子的大事，当由自己抉择，她只能陈说她的道理，不该干预，尤其不该强迫他反抗父母。后来，钱钟书遵从父命去了蓝田师院。这就是杨家的家教：不干涉，不妄言。
1941年暑假开始，钱家靠钱钟书给人补习、杨绛做小学代课老师维持生计。上海沦陷后，他们生活艰苦，却觉得一家人同甘共苦，胜于别离。“珍珠港事变”后，沦陷区的生活越发困难，连柴米都成问题。杨绛在小学代课，写剧本，钱钟书做家教，都是为了柴和米。
上海沦陷期间，他们饱经忧患，也见惯了世态炎凉。他们把日常的感受，当作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忧患孕育智慧。钱钟书说：“一个人二十不狂没志气，三十犹狂没出息。”
抗战胜利后，谣言满天飞，人心惶惶时，他们却并不惶惶然。很多人劝他们逃走，但他们不愿意。他们不唱爱国调，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不愿意离开亲人。国家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但跑不出去做二等公民，仰人鼻息，是他们万万做不到的。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钱钟书与同事能合作，不冒尖，不争先，肯帮忙，工作效率高，省下很多时间，默默读书，写作。他大学里学的是外国文学，在清华教的也是外国文学。1954年，钱钟书从清华调入文研所时，却因外文组人满，被安排在古典文学组选注宋诗，从此再没能回外文组。
在政治运动层出不穷时，他们从未间断过工作。钱钟书总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杨绛则“以勤补拙”，尽量读工作范围以内的书。她按照计划完成《吉尔布拉斯》的翻译，还接受了重译《堂吉诃德》的任务。
钱钟书读遍宋诗，编纂了《宋诗选注》，虽受到批判，还是出版了。杨绛说自己的论文并无价值，不过名正言顺地读了大量的书。她说：“我们在旧社会的感受是卖掉了生命求生存。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在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都由国家给包了，我们分配得合适的工作，只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现在，我们动辄为房子、车子、位子、票子发愁，苦心经营，想得更多的也许是“时间就是金钱”。
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钱钟书和杨绛成了“牛鬼蛇神”。为了不与强邻相处，他们逃到北师大钱瑗的宿舍。三人同住一房，钱瑗不用担心爸爸妈妈受欺负，他们也不用心疼女儿每天挤车往返。屋子虽然寒冷，他们感到的却是温暖。在北师大的几年间，钱钟书数次哮喘复发，九死一生，好在抢救及时，脱离险境。
1974年，钱钟书和杨绛搬去清华大学入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钱钟书继续写《管锥编》，杨绛继续翻译《堂吉诃德》。无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读书和工作，这是他们的乐趣所在。
1976年底，《管锥编》初稿完成。有人责备作者不用白话而用文言，不用浅易的文言，而用艰深的文言。当时，不同年纪、不同文化水平的红卫兵正横行无忌，钱钟书为了自保，干脆叫他们看不懂。他不是在炫耀学问，而是争取说话的自由。
“嘤其鸣兮，求其友声。”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可远在数百年之后。钱钟书说：“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他们希望有几个知己，不求有名有声。
在教育方面，他们也有独到的一面。钱瑗天生聪颖，但钱钟书和杨绛都没有望女成凤的心态。钱瑗在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下，两岁多就会认字，八岁多就展现出过目不忘的天赋。他们并未趁热打铁，拼命填鸭，只是买来小儿书，插画书等等，让她自由阅读。十一岁时，她已读过《西游记》、《水浒》等小说，还在爸爸的“引诱”、妈妈的指导下读文言的林译小说。她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找书来读。钱瑗和钱钟书一样，喜欢“格物致知”，在生活中快乐地学习知识。
1977年1月，一生坎坷，颠沛流离的钱钟书夫妇在暮年，终于有了一个稳定的住处——三里河南沙沟寓所。但老病相催，1997年春，钱瑗去世，1998年末，钱钟书离世。曾经的“我们仨”就此失散。杨绛说，“剩下我一个，又是老人，就好比日暮图穷的羁旅倦客；顾望徘徊，能不感叹‘人生如梦’，‘如梦幻泡影’？”我不禁泪如雨下，心生伤感。
如今，杨绛先生已西去，“我们仨”在天上团圆了。
这本书中精辟、引人深思的话语俯拾即是。“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作绳子使用。”
倾其一生打拼来的华屋豪宅，只不过是人生驿站上的一处客栈，我们终究只是暂借，只是个过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如看得淡一点，再淡一点。
作者简介：
李三清，80后，省作协会员，永定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毛泽东文学院第十七期中青年作家研讨班学员。已出版散文集《漫步紫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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