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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淡

2019-12-02 10:26:49  来源:张家界日报  作者:李三清  阅读: 张家界日报社微信

    杨绛的《我们仨》中,有一段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的手撑在树上,我的头枕在手上,胸中的热泪直往上涌,直涌到喉头。我使劲咽住,但是我使的劲儿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挣裂了。只听得噼嗒一声,地下石片上掉落了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迎面的寒风,直往我胸口的窟窿里灌。我痛不可忍,忙蹲下把那血肉模糊的东西揉成一团往胸口里塞;幸亏血很多,把滓杂污物都洗干净了。我一手抓紧裂口,另一只手压在上面护着,觉得恶心头晕,生怕倒在驿道上,踉踉跄跄,奔回客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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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多岁的杨绛,拖着孱弱疲劳的病体,一边来往于驿道,照顾生病的钱钟书,一边奔波于医院和客栈,担心因肺结核住院的快六十岁的女儿钱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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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笼罩在他们头上的光环早已不重要,杨绛不是著名的翻译家、学者,钱瑗也不是著名的老师、教授,钱钟书也不是蜚声海外的学者、作家。他们只是芸芸众生中普通的一家三口,三个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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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仨》将钱钟书和杨绛几十年的经历娓娓道来:婚后去牛津、巴黎留学,抗战后回国任教,从昆明到蓝田,再到北京,经历各种运动、风波、变故……他们始终保持着与世无求、与人无争的处世态度,只求相聚在一起,各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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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钟书一生最爱读书。他说,为一个学位赔掉许多时间,很不值当。所以他在巴黎大学,不再读学位,只按自己定的课程读书,法文自十五世纪的诗人维容读起,到十八、十九世纪,一家家读来,德文也如此。他每日读中文、英文,隔日读法文、德文,后来又读意大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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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绛恬淡坚强,随遇而安。初到牛津时,因为中意的专业招生名额已满,她不愿换专业,也因为经费紧张,不想给父亲增添负担,就做了旁听生。她为自己定下课程表,从容自在地把一本一本书从头到尾细读。她还自嘲“大有失学儿童的自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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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钱瑗时,护士好奇地问她:“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啊?”杨绛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一句简单的话,让我寻思很久。谁的人生没有磨难、苦楚,到处去喊,去叫,疼痛和伤心并不会减轻分毫,倒不如安安静静地承受,接受,享受,就当它是一场雨,下得再大,总会有停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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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暑假,杨绛与钱钟书因为钱钟书是继续在清华任教,还是听从父命去蓝田师院一事发生争执。杨绛向父亲求助,一向慈爱的父亲脸上漠无表情,一言不发。父亲的沉默让杨绛领悟到:一个人的出处去就,是一辈子的大事,当由自己抉择,她只能陈说她的道理,不该干预,尤其不该强迫他反抗父母。后来,钱钟书遵从父命去了蓝田师院。这就是杨家的家教:不干涉,不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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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暑假开始,钱家靠钱钟书给人补习、杨绛做小学代课老师维持生计。上海沦陷后,他们生活艰苦,却觉得一家人同甘共苦,胜于别离。“珍珠港事变”后,沦陷区的生活越发困难,连柴米都成问题。杨绛在小学代课,写剧本,钱钟书做家教,都是为了柴和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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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沦陷期间,他们饱经忧患,也见惯了世态炎凉。他们把日常的感受,当作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忧患孕育智慧。钱钟书说:“一个人二十不狂没志气,三十犹狂没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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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胜利后,谣言满天飞,人心惶惶时,他们却并不惶惶然。很多人劝他们逃走,但他们不愿意。他们不唱爱国调,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不愿意离开亲人。国家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但跑不出去做二等公民,仰人鼻息,是他们万万做不到的。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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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钟书与同事能合作,不冒尖,不争先,肯帮忙,工作效率高,省下很多时间,默默读书,写作。他大学里学的是外国文学,在清华教的也是外国文学。1954年,钱钟书从清华调入文研所时,却因外文组人满,被安排在古典文学组选注宋诗,从此再没能回外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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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治运动层出不穷时,他们从未间断过工作。钱钟书总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杨绛则“以勤补拙”,尽量读工作范围以内的书。她按照计划完成《吉尔布拉斯》的翻译,还接受了重译《堂吉诃德》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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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钟书读遍宋诗,编纂了《宋诗选注》,虽受到批判,还是出版了。杨绛说自己的论文并无价值,不过名正言顺地读了大量的书。她说:“我们在旧社会的感受是卖掉了生命求生存。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在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都由国家给包了,我们分配得合适的工作,只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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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动辄为房子、车子、位子、票子发愁,苦心经营,想得更多的也许是“时间就是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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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钱钟书和杨绛成了“牛鬼蛇神”。为了不与强邻相处,他们逃到北师大钱瑗的宿舍。三人同住一房,钱瑗不用担心爸爸妈妈受欺负,他们也不用心疼女儿每天挤车往返。屋子虽然寒冷,他们感到的却是温暖。在北师大的几年间,钱钟书数次哮喘复发,九死一生,好在抢救及时,脱离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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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钱钟书和杨绛搬去清华大学入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钱钟书继续写《管锥编》,杨绛继续翻译《堂吉诃德》。无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读书和工作,这是他们的乐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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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底,《管锥编》初稿完成。有人责备作者不用白话而用文言,不用浅易的文言,而用艰深的文言。当时,不同年纪、不同文化水平的红卫兵正横行无忌,钱钟书为了自保,干脆叫他们看不懂。他不是在炫耀学问,而是争取说话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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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嘤其鸣兮,求其友声。”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可远在数百年之后。钱钟书说:“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他们希望有几个知己,不求有名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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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育方面,他们也有独到的一面。钱瑗天生聪颖,但钱钟书和杨绛都没有望女成凤的心态。钱瑗在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下,两岁多就会认字,八岁多就展现出过目不忘的天赋。他们并未趁热打铁,拼命填鸭,只是买来小儿书,插画书等等,让她自由阅读。十一岁时,她已读过《西游记》、《水浒》等小说,还在爸爸的“引诱”、妈妈的指导下读文言的林译小说。她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找书来读。钱瑗和钱钟书一样,喜欢“格物致知”,在生活中快乐地学习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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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1月,一生坎坷,颠沛流离的钱钟书夫妇在暮年,终于有了一个稳定的住处——三里河南沙沟寓所。但老病相催,1997年春,钱瑗去世,1998年末,钱钟书离世。曾经的“我们仨”就此失散。杨绛说,“剩下我一个,又是老人,就好比日暮图穷的羁旅倦客;顾望徘徊,能不感叹‘人生如梦’,‘如梦幻泡影’?”我不禁泪如雨下,心生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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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杨绛先生已西去,“我们仨”在天上团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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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中精辟、引人深思的话语俯拾即是。“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作绳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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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其一生打拼来的华屋豪宅,只不过是人生驿站上的一处客栈,我们终究只是暂借,只是个过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如看得淡一点,再淡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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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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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三清,80后,省作协会员,永定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毛泽东文学院第十七期中青年作家研讨班学员。已出版散文集《漫步紫竹林》。RRQ张家界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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