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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疫情与防疫

2020-02-10 10:55:43  来源:张家界日报  作者:张勇  阅读: 张家界日报社微信

    《尚书》、《诗经》、《国语》、《左传》、《史记》和《汉书》等典籍中都有关于疫情的记载。《五行志》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传染病的发生和防治情形。从各种文献记载来看,我国古代十分注重防治结合,尤其在国家安定、力量较强的时期,对传染病的控制最为有效。

    东汉时期是我国疫病流行的爆发期,在其立国195年时间内,见诸史册的大型疫病爆发就有40余次之多,平均4至5年就大规模爆发一次,如东汉初年“扬徐部大疾疫,会稽江左甚”、“会稽大疫,死者数万”,东汉中期“安帝初,天灾疫”、“会稽大疫”、“京师大疫”。

    《三国志·蜀书》中记载:“会曹公军不利于赤壁,兼以疫死”。《三国志·吴主传》中也描述:“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 曹操“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可见曹军的粮草后勤依赖于水路运输,“火烧赤壁”烧掉了曹操的运粮船,随之而来的缺粮以及疫病爆发,造成了曹军大规模损失。著名的“七步诗人”曹子建记载得尤为详细:东汉末年建安22年(公元217年),中原传染病大流行,曹植《说疫气》中形容,“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上世纪70年代,考古人员在亳州凤凰台发现了一座东汉晚期贵族墓,墓主人为丁崇,经研究推测为曹操夫人丁氏的族人,是当地望族。这座墓葬中出土了许多刻有汉字的墓砖、玉器等文物,内容深刻反映出当时动荡的社会状态。而其中一对共刻有66字的玉制文物,真实反映出古人对于疫病流行的恐惧心理。其四面均刻有铭文,一件上刻有“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命祝融,以教夔龙,赤蠖刚瘅,莫我敢当”34字,因首句中“刚卯”字样得名”刚卯“。另一件上则刻有“疾日严卯,帝命夔化,填玺固状,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赤疫刚瘅,莫我敢当”32字,因首句“严卯”字样得名“严卯”。 铭文中的“赤蠖、赤疫”指的是给人传播疫病的恶鬼,而刚瘅就是劳累过度导致的疾病,两者合用泛指流行疫病。每个铭文的最后一句皆为“莫我敢当”四字,意为这些疫病在“祝融、夔龙”等神明的庇护下会远离佩戴之人。佩戴刚卯和严卯蕴含了古人希望远离疫病的美好愿望,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上至百官大臣,下至读书之人皆佩戴之,可见其盛行一时,而这也反映出东汉时期疫病大规模流行的实况。

    在长期与自然界斗争的过程中,人们总结出了丰富的防疫经验,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防疫措施与方法,有些至今还流行。虫蚁、鼠是一些传染病的传染源,给人类带来了极大危害,在周朝的时候,人们就用含有碳酸钙和磷酸钙的牡蛎及草木灰来防疫杀虫,《月令辑要》一书记载:“北人二月二日,皆以灰围室,云避虫蚁,又以灰围仓,云避鼠也。”在公元前3世纪,秦朝政府制定了指定医生检查麻风病人的专门法律。

    先秦时期,人们意识到家禽、牲畜和传染病的关系,开始实行人畜分离,为牲畜设立单独的“圈”。此外,古人对于饮用水源的保护也极为重视,例如为井加栏、上盖,以防止虫、鼠等掉入,明徐光启《农政全书》有载“幂(盖)防耗损,亦防不洁”说的便是这个意思,在疫病爆发时,也会将药物直接撒入井中用来防疫。到东汉时,人们已养成了不食病死牲畜的习惯,如张仲景的《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二十四》中便有“肉中有如朱点者,不可食之”、“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的记载。

    先秦时,开始采取将传染病人隔离的措施,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秦朝便有将麻风病人集中迁移到“疠所”居住的规定,凡麻风病人都要送往“疠迁所”隔离起来。关于隔离观察治疗的最早详细记载见于《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晋朝为保护皇帝及朝廷官员,规定官员家中发生传染病,如有3个以上的亲属被传染,即便官员自己没有被传染,也不得入宫,为期100天。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则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

    关于防疫,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努力从未中断。公元568年,河南汲郡首次出现了寺院传染病院。在西山寺,僧人们设立病房,“收养疠疾”患者。北魏先“于别坊遣医救护”,后又成立医馆。南齐还出现了私人医院,以弥补国家力量的缺失。隋朝与秦类似,专门为麻风病人设立“疠人坊”。唐朝时,疫情发生后,政府采取赠药、埋葬和在交通要道上晓谕药方的办法来加以控制。寺院中设立医院也很盛行,武则天还设专使加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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