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会想起小时候老家的三棵树。这三棵树，一棵是长在老家大门口的枇杷树，一棵是长在老家南面耳房背后的梅子树，还有一棵是距离老家三公里多一座山腰上的桑树。
这三棵树栽种于哪年，谁也说不清楚。我记忆中，它们都差不多一样年龄，长得一样的粗壮，根部需要两个成年男子手拉手才能抱住。枇杷树由于生长环境没有任何阻挡，长得非常高，直插云霄，握手白云拥抱月亮；梅子树周边布满龙竹树，阳光被挡住，长得不是太高，但枝叶匀称，遮盖住四周，宛若一把巨伞；桑树靠山的一面背阴，枝叶有些稀疏，而另一面向阳，枝叶密密麻麻，远远望去，就像披着一蓬迎风飘散的发冠。
农村缺衣少食的日子，因了它们变得异常充实；农村枯燥的生活，因了它们变得异常丰满。
每年秋风刚迈开脚步，枇杷果便急不可耐地褪去自己嫩绿的外壳，把自己饱餐阳光雨露滋润后的惬意姿态用金黄的色泽炫耀开来，争先恐后地挂满树梢。枇杷果终于熟透了，我们爬上树挑几颗熟得最好的，皮都来不及剥就往嘴里塞。那鲜嫩多汁的果肉刚入口时非常甜，嚼到最后就有些酸味了，但那酸味不甚浓，淡淡的，勾人饥肠，浸透肺腑。奶奶常说，你们的阿祖（曾祖父）最爱吃枇杷果了。那时还是旧社会，阿祖是村里唯一一个能舞文弄墨，而且还能把脉问诊的人，一年四季游走于村里村外，帮助村民识文断字、接骨疏筋，甚至为死去的人寻山脉为活着的人把风水。每年枇杷果成熟的季节，阿祖定会准时回家，与一家人团圆相聚。有一年，阿祖前脚才跨进家门，后面就跟来了一大帮强盗，嚷嚷着“老手艺人，肯定弄了不少钱财”把家里抢劫了一空。阿祖吓得再也不敢回家，从此杳无音信。金黄的枇杷果缀满枝头，随风轻曳，奶奶暗自哀思。我十五岁那年，家里翻建房屋，枇杷果树挡住了阳光也制约着地基扩建，父亲带着人砍倒了枇杷树。
“青梅煮酒，幸随分、赢得高歌。”那时，正值懵懂年少的我还不会喝酒，无从懂得青梅煮酒的韵味，也没有心思体会梅花“凌寒独自开”的哲理，但梅子成熟的季节，我却最为开心。青绿绿的果实，涩酸酸的果肉，梅子最真实地酸酸甜甜了我们青涩的年龄。每天上学前必做的“作业”就是爬上梅子树摘梅子，当我挎着鼓囊囊的书包出现在学校门口，一帮引吭眺盼的男女同学纷纷叫嚷着把我围在中间，将我的自尊与骄傲渲染得五彩斑斓。小小的梅子果成了我对朋友“拿捏讨价”的资本，平时玩得好的还是有“怨”的，一颗梅子就能明显区分开来。当然，这其中还有那么一两个异性，不需要言语我都会想尽办法悄悄塞几颗到她们的书桌里。青涩的感情，正如青涩的梅子，朦朦胧胧。挺凑巧的，我离开家乡外出求学那年，我带着淡淡的思念离开“青涩感情”那年，一场暴风雨冲垮了梅子树所生长的土坡，梅子树倒在了暴风雨中，正如那段懵懂的爱恋，被淹没在了成长的车辙里。
那段时光里，如果说梅子是我炫耀的“功底”，可桑葚却是我不得不低头的“对手”。桑葚，我们当地称作“马酸”，果肉成颗粒状紧紧抱团在一块，如葡萄般一串串的挂在绿叶中，大拇指般大小。那棵桑葚树长在我们上学必经的路上，斜挂在山坡峭崖上，树形异常高大。可惜，我当时个子矮小，也不善于爬树，常常只能看着那红得发光黑的发亮的桑葚果实咀嚼口水。那些长得高，猴子般窜上窜下的同学成了我敬仰的“英雄”。看着他们矫健灵活地在这串那串桑葚中穿梭，我急得大声哀求不已。同学们似乎有意勾引我，也或许是对“梅子”事件的报复，故意摘下一串黑黝黝的桑葚作势扔给我，我赶紧伸开双手去接，可桑葚却转向掉进了他们的口里，嘴角随即泌出红色的汁液来，我却只能在焦急遗憾中用味蕾隔空想象那酸甜的滋味。终于，他们饱嗝连连了，这才指着我说：我扔下来你接好，待会我分你点吃吃。在取得我的一再保证后，一串串黑红的桑葚终于掉落下来……若干年后，离开家乡的我听说，这棵桑葚树不知什么原因，也消失了。
这三棵树伴随我走过了童年到青年，无知到朦胧的岁月，而今却成了过眼烟云，但绿色的故事仍在延续。这些树木花草，但在阳光下、在居民目光里依然默默地坚守初心和使命——用绿色喂养生命。
“被人爱是树的企望，爱人更是树的幸福，爱欲的博大精深，竟使她归于了无言乃大愚，沉静而寂寞。”虽然“三棵树”悄然远去，但是树的影——它们的风骨、姿态、无欲、博爱已成为我一生的滋养。大自然为我们营造了生存的环境，而我们每个人心里都需要长着一棵“树”，这棵“树”需要我们用心地去呵护。
只有心灵的“树”长青，诗才有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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