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至中年，愈发怀旧，时常熏一炉香，品一茶杯，静坐阳台一隅，怀念起儿时某种热闹时光，特别是故乡的乡戏。
在我的故乡——革命老区桑植县芙蓉桥白族乡，乡戏大多是由一帮好事的民间艺人自发组织而成的。年一过，他们就背着行头，挑起锣鼓，热热闹闹地沿着村子，入户开演了。所得报酬并不多，几十个打糍粑粑或几升糯米包谷，仅此而已。遇上家底殷实的人家，放几挂迎来送往的鞭炮就是最好的待遇。不过，他们不在乎钱财，只是坚定梦想，用一腔热忱尽情演绎人生的悲欢离合和喜怒哀乐。
乡戏种类繁杂，花灯、三盆鼓、打渔鼓筒是较为常见的传统节目。
花灯一来，整个小山村就沸腾了。
“嘁啋嘁啋嘁啋锵……”锣鼓一响，打牌的、纳鞋底儿的、打毛衣的、炸粑粑的、做酸菜的……所有的人，纷纷放下手头的活儿，三三两两的汇聚过来，看戏听戏品戏论戏……无不欢喜。
花灯打到这家，所有的人围着看；花灯打到那家，所有的人，依然热热闹闹地围着看，似乎百看不厌。花灯随处游走，看花灯的人也跟着一起随处游走，且队伍越来越大。这是故乡乡戏最热闹的流动景观。
“小呀妹子开店坐在大路边，一卖烧酒二卖面，那一个来喝酒啊，那一个来吃面，小小的生意要现钱，小三妹呀，嘚唲嘣嘚唲崧，呀呀呀嘚喂呀，小小的生意要现钱，嘚喂呀，嘚喂呀，咿呀呀嘚喂！”《瓜子红》和《放风筝》是花灯的经典曲目，唱词和曲调优美婉转，清丽脱俗。明快喜庆的锣鼓和表演者们精湛的表演让人们流连忘返。
花灯表演，不受场地制约。随便找户人家的岩塔，在一阵锣鼓喧天之后就可粉墨登场。表演者也不多，两个年轻女孩儿，一人扮旦角儿，一人演小丑。旦角儿的装扮自然是极美的。高高挽起的发髻，插满了金花银簪，粉衫罗裙，清风拂柳，灼灼其华，别有一番风韵。小丑则以丑为奇，但演技功力却十足。一美一丑，一颦一笑，一高一低，一调一戏，对手连诀，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刀光剑影，动感十足，热闹非凡。故，花灯又称：打花灯。
蚌壳戏是花灯的一种，只不过，它没有唱词和曲调，只有锣鼓和动作。小丑在外形装扮上没多大出入，旦角儿手里的道具由扇子换成的巨大蚌壳，背在背上，和小丑对手，一个关闭蚌壳，躲躲藏藏；一个神情俏皮，放肆挑逗。夸张的表情有趣至极，惹得观众欢笑连连。
我最喜欢看花灯是因为旦角儿，她的装扮开启了我对美与着装的认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奢望能拥有这样一套仙气十足、美仑美奂的裙装，点缀我灿烂如花的童年。
和花灯旦角儿一样让我迷恋的还有踩龙船的船家姑娘。长须飘飘的渔夫扭着头，皱着眉，裂开嘴，晃动臂膀摇着浆，俏皮滑稽；盛装的船家姑娘低眉含笑，温润如玉，摇摇摆摆着彩船，在莺歌燕舞间把一段流传千古的打渔故事演绎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
三盘鼓则是男人们的天下。堂屋前，一挂鞭炮之后，表演就正式开场了。男人不慌不忙地支起鼓架子，搁置好鼓身，然后，抬头，举手，苍劲有力地敲出“咚咚锵咚咚锵”的调子，手收，唇起，一段《薛刚反唐》或《穆桂英挂帅》的故事就脱口而出了，抑扬顿挫的声音在鼓声里将正月慵懒的人们瞬间带入同室操戈、群英荟萃的历史现场。掌声自然是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的。不过，最精彩的莫过于节目结束时的唱词，表演者临场发挥，用精湛的口才和文采对堂屋主人家进行赞颂和祝福。有艺高胆大者，还会配合唱词和鼓声加入“飞三皮”表演。三把尾部飘着红绸的飞刀在表演者手里进进出出，上飞下蹿，左右翻滚。观众们鼓着眼睛，屏住呼吸，生怕一喘气，飞刀就掉下来，扎到自己身上似得，直到最后一枚飞刀稳稳落入表演者手中，人们才回过神儿来，大声叫好，鼓掌欢呼。
打渔鼓筒最简单。一人，一渔鼓，随地一站，开唱即可。《霸王别姬》《杨家将》《精忠报国》时常都是打渔鼓筒的必唱选段。
在我的记忆里，打渔鼓筒的是个中年男人。身穿一套得体对襟衫儿，脚蹬黑布鞋，头发梳成中分，打理得干净利索。三大五粗的土家汉子摆个兰花指，用清丽婉转的女声莺莺燕燕唱着平常百姓家的故事，时常受到年轻男人们的嘲弄但却备受太爷爷太奶奶辈的人们以及跟风凑热闹的孩童们的喜欢。
如今，故乡的乡戏已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保护和传承，很多曲目也搬上了大舞台、大银幕，但我最怀念的，还是小山村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声鼎沸、原汁原味的路演。在我的心里，故乡的乡戏是一缕淡淡的乡愁，它用一抹诱人的色彩，装扮枯燥乏味的童年，成为儿时最丰厚的难忘记忆，热热闹闹地充盈我平淡无奇却又桀骜不驯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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