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九二八年的情歌》 是龚爱民老师于2016年6月15日在《张家界日报》7版进行首发连载，连续两月来，截止到8月24日，共发出9期。8月25日，龚老师因病去世，他的《情歌》将继续影响广大读者。
八十六年后的四月的一个霞光绚丽的清晨，我走进洪家关的一片墓地，站在了一位红军师长和他夫人的坟墓前，师长墓碑上的一副“浪淘沙革命巨浪比天高，澧水歌霞光早已照大地”的墓联映照着我此刻感受到的某种氛围。面对初升的朝阳，我用自己的体温感受着曾经回响过这位红军师长的马蹄声和他率领贫苦的农友们呐喊过的土地。当年，他和夫人在这里一同唱着那首情歌，今天我站在这里，依然能听见他们夫唱妻和的回声。
一九二八年二月，阿香盼了十年的丈夫春生终于回到了家。
春生是与贺龙等十几位共产党人一道，化装成客商秘密回家的。众所周知的原因，半年前的南昌起义失败，中共领导的第一支武装部队被打散，他们受党的指示，要在他们的家乡桑植县重新拉起一支农民武装，开展湘鄂边红色割据。
春生是贺龙未出五服的堂弟，大名贺锦斋，字文绣。与出身贫寒的贺龙有所不同的是，贺锦斋家境殷实。其父贺星楼，是洪家关贺氏家族的族长，他是个清末秀才，民国后一直在洪家关设馆教书。贺星楼对长子贺锦斋寄予厚望，打算把他培养成承传书香的才子。贺锦斋也是聪颖早慧，在父亲的悉心调教下，六岁能背诵三百首古诗词，九岁就能吟诗作赋，十三岁时已经遍读经史了。然而，贺锦斋还是辜负了父亲的一番苦心，十七岁那年，他新婚还不到三个月，就偷着跟带兵打仗的贺龙走了。
贺锦斋离开家时只是贺龙的一名卫士，现在他是贺龙的得力干将。南昌起义时，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一师的师长，他臂缠白巾，冲锋在前，把起义军的旗帜插上南昌城头。
阿香——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我称她为阿婆——阿香阿婆似乎不大关心贺锦斋的这些经历，也不顾忌他是不是师长，却没有避讳地直呼他的乳名春生。她说：“春生。”即便是当着春生的警卫员她也这么叫。
春生叫她阿香。春生也不习惯叫她的戴桂香。她的大名叫戴桂香。
春生与他的阿香青梅竹马，命中注定，她是他的妻子。他们双方的父亲原是至交，在春生只有半岁多一点，阿香尚在满月之日，两家便为他们定下了娃娃亲。仿佛是两三阵风，四五茬阳光的功夫，他们就长大了，就有一顶披红挂彩的花轿把她抬了，然后云彩似地，把她带到她的命运归结处。“春生，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新婚之夜，她这么说。她对父母为她一生的安排受之若命。就像所有的人不能选择兄弟姐妹一样，她从一开始就认定春生是她命里的那另一半。在她曾经的少女绮丽的梦想里，她一直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可是新婚只过三个月，春生就跟文常哥走了（文常是贺龙的乳名，贺氏家族的男女老幼也都习惯称他文常或文常哥）。对春生的走她毫无怨言。一个“等待”成为她自认命的不可逃避的承当。以前叫他春生，现在还叫他春生。一声春生，便是挂在她嘴上的风，流在心里的蜜。她叫他春生叫了一辈子。
当兵十年才回一次家，本是久别胜新婚的燕雅时光，可春生却忙得脚下生风，白天出去会亲访友，晚上还要跟文常哥他们那帮人开会。阿婆不懂得春生干的事对她本人以及家族有多大的意义，但她相信文常哥，春生只要跟文常哥在一起，她都不反对。洪家关人都说，文常是龙，春生是虎，这哥俩在一起，没有干不成的事。
也许是这块土地封闭得太久了，压抑得太久了，在人们的记忆里，还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么些面孔陌生、目光坚定、步伐沉稳的人的惊扰。听说文常、春生现在都是共产党的人，随他们一起来的人也都是共产党的人，那个叫周逸群的年轻人，还是什么湘鄂西特委书记，是他们的党代表。听说共产党是穷苦人的党，是铁锤和镰刀交抱在一起的党。他们这一来可不得了。他们一来，只一个多月，那些穿着草鞋、布鞋或赤着脚板，肩扛铁枪、火铳，手执梭镖、大刀或干脆拖着锄头、棍棒的庄稼汉们，足有三千人吧，就汇聚在一面“工农革命军”旗帜下，文常任军长，春生任师长，就一声呐喊，然后蜂涌着朝桑植县城冲杀而去。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日，对桑植这块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土地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后来这个日子被载入史册。这就是湖南著名的四大武装起义之一——桑植起义。也就是从这一天起，桑植县在红色暴动与白色恐怖的拉锯战中，在血与火的砧板上经历了武装割据达八年之久。桑植县也先后成为湘鄂边、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成为红四军、红二军、红二军团、红三军、红二、六军团的摇篮……直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从这里出发，走上北上抗日的征程。
这一天对阿婆来说，却是她有生以来最为担惊受怕的日子。本来，自春生回到家，她内心那一片阴郁了多年的天，突然变得晴朗开阔了，她的年轻的生命焕发出奇异的光彩。春生没回来时，公公婆婆把她看成娇惯的小姑子，什么事也不让她沾边，现在，她事事抢着干，洗衣、挑水、做饭、扫地，做公公婆婆喜欢吃的饭食，拆洗春生替换下的所有衣物……手脚没一刻闲着，在做这些的时候，她的脸没有一刻不是笑盈盈的。可当她知道，春生回家来只是为了鼓动和带领穷苦的庄稼汉们去谋求翻身，去造反打仗，她就不能不牵肠挂肚了。记得昨天晚上，她给春生换下一身干净衣服，又一次摸着他身上那十多处枪眼、刀伤和弹片咬下的印痕，一再嘱咐他要小心些。春生说他十七岁就跟文常哥一起打仗，大大小小的战斗，经历了三百多场，每次都是枪林中去，火线上回，每次阎王爷都没挂他的名。春生让她放心，杀他的子弹还没造出来呢。这天她早早就起床了，可干什么事都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挑水摔了桶，做饭糊了汤，灶上加柴让火舌舔了头毛……后来她走出屋子，来到院坪里。她家房院是洪家关位置最高的一处台地，正对着一马平川的县城方向。差不多有小半天的时间，她就站在那里，向二十多里外县城的那片天空张望。与她同样忐忑不安的乡亲们，也都来到她家的房前屋后，向城里张望，她似乎却浑然不知。直到后来县城上空响起欢庆胜利的吼喊声，直到工农革命军的几十支火铳齐声巨响，将天上的云朵惊得一片片往下落，她的心才稍稍平静一些。而这时，山城的风儿是纵情而善解人意的，它们就像顽皮的孩子一样，一路追赶着、闹腾着，朝洪家关的方向奔过来，它们来到阿婆的身边的时候，嬉笑着围着她翻滚、跳跃，它们掀起她的衣襟，撩起她的长发。她那青丝般乌黑的长发，突然缎子般，直向上和向后飘起，只是那么一飘，她在懂得风儿送过来的喜讯时，突然也听到了房前屋后乡亲们齐齐暴发出的一声欢呼声。那一刻，她的泪水像从山坡上跑下来的一只只山羊，从她的美丽俊俏的脸上大颗大颗地滚下来……
桑植起义成功了，队伍拉起来了，春生诗兴大发，写下了这么一首诗：“大地乌云掩太阳，一朝消散又重光。忽闻各处人喧闹，胡子（贺龙）果然回故乡。胡乡匪势太凶顽，害得人们苦不堪。拔苦须先除暴戾，此身誓把责承担。”春生跟贺龙当兵后，仗打到那里，诗写到哪里，后来人翻阅他那些弥漫着硝烟战火的诗作，送他一个“上马将军下马诗”的雅号。诗人总是多愁善感的。在各村各寨红旗红星满天飞舞，十万炮仗响彻云宵的这段日子里，最濡润马背诗人春生的心的，正是他的妻子阿香。春生想到自己新婚三个月就走了，而妻子在家谨守妇道，操持家务，替自己照顾堂上双亲，结婚十年来，双方在一起的日子还不足半年，而且这一次自己呆在家里的时间估计也不是很长久。他回家后的这一个月来，阿香对他所做的一切都给予默默关注和不问情由的支持——每当他深夜开会回家，她正为他暖起被窝；每当子夜之后鸡叫声起，他要走了，正缱绻在温柔之乡的阿香也不贪恋自己温暖的胸膛，她帮他拿衣穿鞋，然后送他出门；当发现自己因活动经费不足而愁眉不展的时候，她拿出积攒了多年的私房钱，让他尽管去花……想起这些，春生不禁热泪盈眶，他决定要为妻子写一首诗。
这天春生回家不算晚。与一大家人吃过晚饭，阿婆还忙着家务，春生便回到内室。他点亮煤油灯，坐在桌前，提笔展纸，一边用心琢磨，一边写着什么。阿婆进来时，他连头都没抬一下。阿婆叹了口气，絮叨着说，看你这么忙，我真想替你做点啥，可惜我不是男人。春生这才抬头看她，眼睛亮了一亮，说革命不分男女老幼，只要有心，谁都可以出份力的。春生让她明天教人去唱歌。说到唱歌，那正是别人比不过她的地方，这个洪家关最美丽的女人，嗓子也是最好的，凡认识她的人都说：“桂香妹子一张嘴，百灵鸟都要噤口了。”春生说，现在起义成功了，接下来面临最大的任务便是扩充队伍，唱一些鼓动穷人都来参军的歌，是当前的中心任务。春生说，教人唱歌，你正好派上用场。
原来这天白天开会时，春生和周逸群等几个能写会唱的同志，都接受了一个编写红歌的任务。眼下他正写着的，便是他想好了的两支山歌。
春生在那一时期编写了很多红歌。桑植县的文史专家证实：解放后收集的两百多首红歌中，就出自当年贺锦斋与周逸群等几位知识分子之手，其中贺锦斋一人就编写了一百多首。
夫妻俩说了会儿话，阿婆出去了一会儿。这时春生突然想起那首在本地传唱了很多年的“马桑树”情歌。这首原本是离家在外的丈夫与妻子以书信往来的形式的互唱对答的歌，也正是他和妻子的一种写照。只是其中的那句“郎被生意缠住手”需要改动一下。春生想到十年来自己戎马倥偬，时时想家，却没法回来，一句话就从心里冒了出来。他立马用散发着浓香的墨笔草体，写下“郎去当兵姐在家”一句。沉吟片刻，他用极规整的行书体将全部歌词写下来：
马桑树儿搭灯台，
写封书信与姐带，
郎去当兵姐在家，
我三五两年不得来，
你个儿移花别处栽。
……
他觉得妥帖了。用改过的这句替换原歌词中的“郎被生意缠住手”，整首歌就成了表现妻子全力支持丈夫当兵的纯真挚爱的情意，既形象生动，又自然贴切。他一手拿纸，一手打着节拍，轻轻哼唱了一遍，会心一笑：这老歌新唱，真是不错，就是它了！
阿婆再进来时，春生喜不自禁地要教她唱这支歌。阿婆一听春生唱头一句，就“咦”了一声，说：“这歌我晓得，我经常偷偷地唱。”听她这一说，春生也“咦”一声，认真地看了她一会儿，说：“现在不同了，我把它改了。”春生拉她走到窗前，一只手拢着她的肩，一只手拿着歌词，细心释解他改过的歌词……
他们窗前的空地上，正婆娑着一株桂花树，那是他们新婚的日子里春生栽下的。八月桂花遍地开。现在是暮春，桂花树已长出许多新叶，也散发出满树的桂花香。在停了唱歌的间隙，春生随口轻声吟出宋人韩子苍的一句诗来：“月中有客曾分种，世上无花敢斗香。”因为妻子叫桂香，在他心中，桂花树便是世上最美的树了。
天上的月亮，像个多情柔媚的美人，静静地、贤淑地照着洪家关这株桂花树。
阿婆说，这歌唱的不就是你我？
春生说，这歌唱的就是你我！
两人相视一笑，随后齐声唱一遍，又唱一遍……
扩充队伍，即扩红一时间成了工农革命军的中心工作。他们在县城设立多个宣传站，在农村的主要集镇和墟场，也都设了宣传站。每站都配有两三名宣传员，摆一张小桌，插一面红旗，面对围观的工农青年，宣传员用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军政的腐败和土豪劣绅的罪行，同时向广大群众教唱革命歌曲，宣传红军为穷人打天下的主张，号召大家来参军。这些革命歌曲，通俗易懂，群众容易接受。每教一首歌，便立即四处传唱，一时城乡上下处处歌声，群情高昂，一大批青年踊跃参军，涌现了父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妹妹送哥哥，甚至全家争着当兵的好局面。
阿婆与几位男人当了兵的姐妹在洪家关乡场上教人唱歌。她唱得最多的便是那首春生改编的《马桑树儿搭灯台》。在她们的鼓动下，周围十多个村子数百名庄稼汉参加了工农革命军。那段日子，她觉得她周围的一切变得像梦境一样美好。她常常将自己的感受告诉给其他姐妹。但更多的时候，这样的幸福她却独自享受了。当她没人言说的时候，她心里憋得难受，她就轻轻的哼唱这首歌。
在桑植这块血染的红色的土地上，也许是因了一九二八年广泛传唱开的这首情歌，今天，马桑树已经成为爱情的代名词，马桑树即爱情树。从相关的文史资料上我了解到：马桑树属落叶灌木，枝易脆、弯曲，但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的图腾崇拜中，马桑树却是司职天梯的神树，有生育哺乳、祈雨、登天的功能。在桑植的民间传说中，牛郎每年七夕是爬马桑树才得以上天与织女相会的。
桑植人民对马桑树的喜爱，可归为一种乡野的拔俗高洁。他们心目中的马桑树高大通神，寄寓着他们美好的向往和憧憬，还有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忧伤。
我的笔无法绕过最早唱出这支情歌的那对恩爱夫妻——用今天的话说，歌的原创作者。桑植县的一位文化专家告诉我：最初唱出这支情歌的是一位商人和他的妻子。这样看来，这首民歌最初应该产生于清朝中晚期，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年)桑植“改土归流”结束土司统治，这个时期，桑植商业兴起，出现了年轻人走出大山经商，妻子在家守候的现象。于是，就有这么一位桑植男人——他可能是在鄂，也可能是在渝，也可能是在黔经商，随便哪儿都行，反正是离家几百里或上千里——要知道，这在古时候算是路途迢迢了，回一趟家实在不容易呢。那人一直走着背运，大务小事，没一样顺手，可有一时期，他终于否极泰来，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道上朋友往来，时常免不了去一些风月场所。虽然桃红柳绿、蜂飞蝶舞，却是没有一次动摇过他的心，更不用说像今天的许多离家在外的男人，包个“二奶”，金屋藏娇。他离家在外能坚守节操不出轨，并非他是一本正经的道德君子，而是因为他太爱自己的妻子。他的妻子虽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村女子，但她美丽端庄，蕙质兰心，他在外面见得愈多，愈是觉得她好。由于时时念她想她，他心里偶尔会莫名地袭上种不安全阴影。可这庶几只是一闪念的事，不会让他变得忧郁不振，或是心猿意马。似乎因了这种微妙的心理，骨子里不乏浪漫情怀的他，把给妻子的家书写成了似诗似歌的这么几句：
马桑树儿搭灯台，
写封书信与姐带，
郎被生意缠住手，
三五两年不得来，
你个儿移花别处栽。
仔细品嚼这几句话，就会发现这是一封耐人寻味、情意绵绵的情书。是体恤之情，劝妻子脱离苦海，寻夫改嫁？似乎不是。是一封正儿八经，却又说得很委婉的休书？就更不是了。是在试探妻子的心思？或是提醒妻子，不要红杏出墙？是，好像又不是。再换个脑筋玩味，信中似乎没说明自己的归期，其实是说了：“三五两年不得来”——“不得来”就是“有得来”，三年，两年，五年都说不准呢？也许明年，也许后年，但最多不会超过五年。信中说得非常明确的是，为何“不得来”却是“郎被生意缠住了手”——其实这人的真实意图就在这里：你要安心在家带孩子，替我孝敬堂上双亲，等我事业有成衣锦还乡的那一天，我们就可常相厮守，再不分离了。与现时一些直白如白开水的歌词比起来，这样的歌词是多么婉约而富有情致啊。这位生意人是伯牙，他的妻子是钟子期，他们唱和的是“高山流水”的琴筝和鸣，请看妻子给丈夫的回信：
马桑树儿搭灯台，
写封书信与郎带，
你一年不来我一年等，
你两年不来我两年挨，
钥匙不到锁不开。
——其坚贞高洁情愫如纸上水墨，黑白相衬，黑黑得端庄笃诚，让人安心，白白得纯洁无暇，惹人爱怜。最绝妙的该是“钥匙不到锁不开”一句了。曾有人嫌这句话偏俗，试着以“春风不到花不开”一句替换，结果遍遭否决：一年四时都有花开，不仅不合实情，而且花为惹眼扰神之物，是不能表达爱情专一的，全然不如原句的生动精准和本真的生活气息。
这对恩爱夫妻也许想不到，这支记录他们爱情生活的歌竟然在民间传唱了两百年之久。他们更想不到的是，两百年后，一个叫春生的人为了他的妻子，对这支歌仅仅作了一句之微的改动，这支歌的主题及内涵便焕然一新，成为红军扩大队伍和无数红军战士与他们亲人之间必唱的歌。
今天，这支歌不再是春生和阿香两个人的了，它早已成为民间音乐的一笔财富，成为我们追溯那段历史风云的最好的文献，成为一段传说中的爱情绝唱。
桑植县久有“民歌之乡”美誉，桑植民歌浩如烟海，当地人称：山上的树有多少，歌就有多少。若干年后，桑植民歌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英国文学理论家丹纳说，民歌的炉灶是靠情歌来点热的。在所有民歌中，情歌无疑是其中最动人的。因此这支一九二八年由春生改编，然后由阿香阿婆唱了大半辈子，被命名为《马桑树儿搭灯台》的情歌，无可争议地成为桑植民歌最经典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当二零零四年的一天，中国当红的歌唱家宋祖英带着这支民歌飞临奥地利唱响维也纳金色大厅感动无数欧洲人的时候，我和许多家乡的人一样坐在电视机前，默默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一九二八年六月，国民党趁工农革命军立足未稳，暗地里派遣四十三军的一个旅向桑植县城和洪家关疯狂反扑过来。得到情报，贺龙一边让春生带着部队去阻击敌人，一边组织洪家关的乡亲们向大山里撤退。贺龙说，洪家关是不能住了，你们必须得走。敌人放出话来，凡姓贺的都要杀绝。也就是从这天起，革命形势恶化，春生带着部队走了。
阿婆不明白这次分别对她到底意味着什么。她只是舍不得他走。他们最后在一起的那天晚上，他们没有过多的缠绵。她抱着他哭个不止。她说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他知道这只是她的气话。他紧紧地搂着她，让她能时刻感到他的心跳。他只有一句安慰的话，我走了还会回来的。
清晨，屋外湿漉漉的雾气弥漫，丝丝缕缕从门窗涌进来，像乳液般洇散。春生说，我得走了。她好不容易从他的怀里挣扎出来，像是从他身上扯下来的一根肋骨。两人顿时都感到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
阿婆恢复到一个娴淑女人的常态，她帮他穿衣拿鞋，帮他打洗脸水。她从门后拿过他的手枪递给他。这是一只德国造手枪，是南昌起义前贺龙送给他的。他将这支手枪别在腰间走出门去，门外警卫员已等候多时了，然后急匆匆朝村子外面赶去。
阿婆送她的春生走出村街。村街尽头恰好有一片马桑树林，两人走到那儿停下了。春生让警卫员牵马在前面等着，他回头让他的阿香回去。阿香帮他整扯好戎装的前襟和后摆，又踮起脚尖正正他头上嵌着一颗红五星的八角帽。
她问他，你什么时候回来？
他伸手拆了一根马桑树枝说，最迟明年，明年马桑树发新芽的时候。
她朝他笑了一下，轻声唱起来：“马桑树儿搭灯台……”
她唱着歌，做了一个让他朝前去的手势。他转过身，大步流星地走了。
他赶上了警卫员，回头一望，她还站在那里，她还在唱，正朝他挥着手呢。
他的手也举起来，朝她挥了挥。然后，他和警卫员几乎同时一跃上马，两匹马一前一后，急促地奔跑起来。大雾正慢慢散去。从此，春生敲亮了洪家关这个早晨的马蹄声，连同春生教会她唱的这支情歌就一直回响在阿婆的心里了。
很惭愧地告诉你，我是见过阿婆的。一九九五年三月，我们两三位年轻记者受命去洪家关光荣院采访红军遗孀戴桂香。那时阿婆已经很老很老了。可是印象中的阿婆，似乎没有年龄，岁月不忍在她身上刻下痕迹，她肤白如雪，面红如酡，她美丽、端庄、素静，走路娉娉婷婷，说话轻声细语，处处透出大家闺秀模样。几个月后，阿婆永远地离去了。那次采访中我们竟然没有谁会想到戴阿婆会唱歌。我们当然更不会想到，《马桑树儿搭灯台》这支在当地很流行的红歌，当年就是由阿婆和她的春生第一个唱出来的。我记得告别的时候，阿婆坚持要送送我们。当走出光荣院走到春生坟墓旁的时候，她站住了——春生的坟墓就在光荣院朝西大门外的一段坡路旁边，也就是我此刻站着的这个地方——她挥手与我们告别。正是夕阳西下时分。写到这里，一个电影镜头一样富有沧桑感的的画面突然闪现在我的眼前：夕阳以悲怆落寞的场域将阿婆罩住了，她神情邈远而笃定，似是望着我们，又似是看晚霞……现在我能猜想得到，她一定是在轻声哼唱那支歌，或在心里哼唱那支歌。也许，我们只要回转身，走到她面前说，阿婆，您能给我们唱一支红军的歌吗？这样，阿婆就会以她自己的方式，以她和春生的方式唱起这支歌。阿婆，这位历经沧桑和苦难的女人，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歌喉。她用一辈子只练习一支歌的准备为我们准备好了歌喉。她很想为我们唱这支歌。只要我们简短一句话的请求，或者只要我们回转身去走到她面前，竖起我们被无数流行歌曲糟蹋得失去了价值判断的耳朵，阿婆就会为我们唱了。我之所以感到惭愧，是因为我们没有说那一句话，我们也没有走到她面前去。就这样，我们与一段美丽的古典爱情或爱情绝唱失之交臂。
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这支歌是由春生改编，由阿婆传唱的。但这立刻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这次到洪家关走访了阿婆的长孙贺建军。这位当过乡长、年过半百的贺家子弟对奶奶的敬重溢于言表。虽然，奶奶爷爷的许多事对于他来说很遥远，但如同夏夜里数星星，却是看得明明白白。贺建军说，奶奶安静、素洁，一点不讨人嫌，八九十岁的时候，依然眉是眉，眼是眼，从头到脚给人一个精精致致的感觉，说起话来依然像小姑娘似的。小时候，奶奶跟他说的最多的便是她和爷爷的事。
感谢贺建军大哥，因了他对爷爷奶奶由衷的敬仰之情，还因了他绘声绘色的讲述，我才对阿婆这位旧时代的女性和她的爱情了解得这么深透。
春生带着队伍走后，贺氏十几家上百口人逃难到一个叫牛洞口村鸡公山的地方。鸡公山即使在今天依然行路不通畅。我们坐车沿一条乡村公路走了两个小时，再沿着碎石铺成的羊肠小道和石块堆成的河谷步行大半天，来到一大片由荆棘丛和灌木林覆盖的山的世界，然后爬上外貌外形大同小异的其中一座山的半山腰，找到一个依然由荆棘丛和灌木林覆盖的岩溶溶洞。贺建军说，这就是当年他们一族十几家的藏身之地。很难想象，当年的那么些人是怎样在这里熬过了一年时间。新中国成立后，春生的一个堂嫂翁淑馨在别人替她写的回忆录《我与贺龙》中道：“……日子一长，我们都长了一身毒疮，患上了鸡蒙眼，眼睛疼痛流泪，视力下降，一个个形容枯槁，双眼深陷，缺吃少水，无药治病，虚弱的身体很快被拖垮了，一个个像瘫痪了一样，躺在冰凉的石洞里，张着嘴，喘着气，等待着死亡……”正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这年九月的一个晚上，阿婆梦见春生腾云驾雾般飘到她面前。她看清春生是长了一对翅膀的，春生对她说，阿香，我走后，你要替我照顾好堂上双亲，今后你会长命百岁的。她清楚地看见春生是双眼流着血说这话的。她想扑过去抓住他，可她却像被一团乱纱缠住了一样动弹不了，她想叫一声春生却怎么也张不开口。随后春生又腾云驾雾朝西边飘走了。她大叫着春生从梦中惊醒。第二天，她将这样的梦跟婆婆说了，婆婆说她也做了几乎同样的梦，只不过，春生对婆婆说的话不同：娘，不孝儿走后，你们不要让阿香出门（“出门”乃湘西“改嫁”的俗称），你们要对阿香好一些。阿香与婆婆为这事去问公公。公公安慰她俩说，一个梦不值得这么忧心！可是公公冥冥中也有了不好的预感。公公替他们记下了这个日子。
婆媳俩共有的那个不祥的梦和公公不详的预感，连同那个不详的日子，三年后终于有了证实。正是一九二八年九月八日这一天，春生二十七岁的年轻生命走到了尽头。
一九三一年六月，一家人辗转至官地坪湖坪村已有两年多日子。桑植县官地坪乡离洪家关有好几十里地，当年属慈利县管辖，区长向云阶、乡长向宗波都跟贺龙是铁打的关系，他们搞“明团暗共”，贺氏一大家族在这里得到庇护。一天，湖坪村突然来了一支队形奇异的红军队伍，一位腰间别着短枪的指挥员走在前面，一边走一边向人问路。后面一些战士用长长的树杠抬着一件什么大家伙朝村子走来。他们满身征尘，看样子是经过了长途跋涉的。近前，看清他们抬着的是一口刚上过油漆的棺材。棺材上绑着一只咯咯咯低咕着的鸡公。走到村口塘坝时，那位红军指挥员向一位正在洗衣的大嫂行军礼后打问：“请问贺星楼老人家住在这儿吧？”洗衣服的大嫂见是红军，就说：“他就住这儿，我带你们去找他。”随即问道：“你们找他有么子事？”那位红军指挥员说：“我们送贺师长回来。”大嫂变了声腔问：“你们抬的谁？”那位红军指挥员说：“我们送贺师长回来，他三前年就牺牲了。”听清这话，大嫂失声尖叫一声，惊了魂似的朝前跑去，一边跑一边喊：“爹呀，娘呀，春生死了，春生死了……”随即又转身跑回，她嚎啕着，两臂张开，像一只扑向大火的飞蛾扑向那口棺材。那位指挥员试图阻拦但是没能拦住，她整个身子撞在棺材上，随即昏倒在地……
这位大嫂就是师长夫人戴桂香，我们的阿婆。
晚些的时候，贺龙带着一千多人的队伍来到湖坪村。在为春生设的灵堂里，指挥千军万马的贺龙倾金山倒玉柱，折腰屈膝地跪倒在洪家关贺氏族长贺星楼跟前，请求责罚，他没能保护好春生。
贺锦斋的牺牲给贺龙造成了断腕般的痛惜。
春生是在掩护贺龙撤退时牺牲的。
一九二八年六月初从桑植撤离后，春生与贺龙各自率领一支部队遥相呼应，辗转于鹤峰、石门、松滋等地与敌人周旋。九月初，春生与贺龙会合。不巧的是，部队却在石门的仙阳一带遭国民党十三师李云杰师部包围和袭击，伤亡惨重，参谋长黄鳌牺牲。部队冲出重围后，退至泥沙。屋漏偏遭连夜雨，转移途中，又遭遇石门县团防头子罗效之的设伏围困。九月七日，贺龙率部突围而去，春生留下掩护，他沉着应战，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翌日正当他带着部队撤退时，不幸头部中弹，一位文武全才的红军将领就此殒落。
春生牺牲后，贺龙率部开到群众基础较好的湖北洪湖地区。只短短两年时间，不仅开辟出一方生息之地，队伍壮大，而且他领导的红四军与周逸群领导的红六军会合，成立了红二军团，红四军改为红二军。现在他领导的红二军打回家乡了。打回家乡的贺龙，自然就想到为掩护他撤退而牺牲的堂弟春生。他首先要办的，就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用反动团防罗效之罪恶的狗头来祭奠他最器重的春生师长。因为杀死了一个红军师长，罗效之受到上司的嘉奖，被提升为国军旅长，现在依然据守石门县，任着团防司令。只一夜间，人多势众的红二军将石门县城围得铁桶一般。贺龙传下令去，连一只蚊子也不要放过，坚决活捉罗效之。随后贺龙一声令下，只两个小时，红军攻占了石门县城。当天就召开群众公审大会将五花大绑的罗效之就地执行枪决。贺龙要办的第二件事，便是送堂弟春生的尸骸回家，并向贺姓族长、春生的爹贺星楼请罪。
贺龙向春生一家人说明这一番来龙去脉后，随后拿出一件家书来。是春生牺牲的头一天晚上写给弟弟贺锦章的：
吾弟手足：
我承党的殷切培养，常哥多年教育至今日。我决心向党的培养者、教育者贡献全部力量，虽赴汤蹈火而不辞，刀锯鼎镬而不惧。前途怎样，不能预知，总之死不足惜也。家中之事，我不能兼顾，堂上双亲，希吾弟好好孝养，以一身兼二子之职，使父母以安心增加寿考，则兄感激多矣。当此虎狼当途，荆棘遍地，吾弟当随时注意，善加防患，苟一不慎，即遭祸难。切切，切切。言尽于此，余容后及。
兄 绣
一九二八年九月七日于泥沙
随家书带来的，还有春生九月七日晚写的两首诗：
其一：
云遮雾绕路漫漫，
一别庭帷欲见难。
吾将吾身献吾党，
难能菽水再承欢。
其二：
忠孝本来事两行，
孝亲事望弟承担。
眼前大敌狰狞甚，
誓为人民灭豺狼。
我在了解到春生这壮怀一死的时候，还听说了另一位贺氏子弟在这次战斗中的壮烈。春生死的当天，当兵只七个月的护旗手贺文新接受了传送情报的任务。当时贺龙率部正向湖北鹤峰行进。贺文新怀揣春生的家信和两首诗从石门泥沙望贺龙后尘一路狂奔。他心里悲痛至极，不愿稍有一刻停留。一夜一天，紧走快赶了一百三十多公里。当他在鹤峰地界赶上贺龙的时候，只喊了一声：“文常哥，春生哥死了！”随即口吐鲜血，倒地而亡。
这么一个小人物让我们窥见一个家族的血性和品格。从某种意义上说，英雄的气质是一股潜在的暗流，在家族的血脉链上是有遗传性的。桑植民间一个有关贺氏家族流传了一百多年的“刘氏兜头”的故事，至今还活在桑植地方戏阳戏中。清代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年），被官府盘剥得走投无路的洪家关农民贺廷璧，深受由粤入湘的太平军的影响，在洪家关揭竿而起，率领数千农民攻下了县城。其结局是被官府血腥镇压，贺廷璧父子等十三位头领被砍了脑袋。刑场上，当刽子手起刀落的那一刻，只见一位婷婷如鹤的女人从人群中冲出，一膝跪在贺廷璧父子跟前，她用衣襟凌空一一接住两颗头颅，然后头也不回，奔洪家关而去。这位女人和乡间很多女人一样，人们叫不出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贺廷璧之妻刘氏。这一幕悲壮场景，震撼了无数人的心灵。戏演到至关紧要处，台下一片唏嘘，无不为刘氏之血性所深深感染。贺廷璧就是与贺龙一脉相传的堂曾祖父。而比贺延壁差不多晚出生一个世纪的贺龙，这位后来的共和国的元帅，十八岁起就开始革命生涯，族中兄弟叔侄百余人相与追随，其中阵亡八十二人，杀害和谋害致死七十三人，同时还遗下七十二寡妇含悲抚孤。这不是本文讲述者的杜撰，有一九九五年编撰的《洪家关贺氏族谱》为佐：
历来吾族为国家民族而流血捐躯者，加上被反动当局杀害的族中亲人，占迄今为止全族人员总数百分之二十以上。仅文常一家就有七人壮烈牺牲。以一个家族而论，参加革命人数之众，为国为民流血牺牲之多，始可谓世所罕见。人称“军世之家”的洪家关贺氏英烈满门， 当受之无愧。七十余遗孀艰辛抚孤，至于成立。至有婆劝媳嫁，然无一移志下堂而去者。一时忠孝守烈，萃于一族，人数之多，亦属旷代少有！
《洪家关贺氏族谱》还白纸黑字，有殁夫有遗孤，或独有殁夫地记载了七十二寡妇的姓和名。而现在我正讲述的阿婆这位师长夫人，正是这其中的一位，她在族谱中的名字叫戴桂香。
从春生一九二八年二月回家算起，春生与阿婆在一起生活刚好三个月。“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如果可怜的阿婆知道，她和春生在一起的这三个月，已经透支了她一生的幸福和快乐的话，那么她会变本加利地享受这段日子，使用这段日子。如果说这三个月有什么遗憾的话，那便是简化或浓缩了她后半辈子的一声叹息：我真是没用，没能为春生怀上一个孩子！
春生的尸骸，因为无法通过层层封锁线运回洪家关，只得暂厝官地坪（一直等到国共第二次合作后的一九三七年，贺家才为春生迁坟至洪家关，即现在我看到的这座坟）。办完丧事，贺星楼叫来他的族侄贺文常，商讨要把尚年轻的阿婆当作女儿嫁出去。阿婆平生第一次在公公婆婆面前生硬地甩出似砖头石块一样的话来：“不，不要逼我！你们谁也休想赶我出门！”
当时堂上的情形，公公与文常并排坐着，中间隔着一张放了茶水和烤烟的茶几，公公手端水烟袋，文常手执大烟斗，两人一边说话一边吞云吐雾。婆婆呢，则坐在两人旁边，不时起身为两个男人续水点烟。
在公公的印象中，一向娴静孝顺的大儿媳从来没有这么冲撞过他。何况现在文常还在面前。平素就威严得包公似的洪家关贺氏族长对突然冲到面前跪在地上的阿婆呵斥道：“退下去！我们在商量大事，这个时候还轮不你说话。”
婆婆小步紧趋，上前要将可怜的大儿媳拉起来。可阿婆却生了根似的犟在地上，她拉她不起来。
文常打破尴尬，心平气和地说：“公公婆婆这是体恤你，疼你——你还年轻着呢！”
公公把水烟袋吸得咕嘟咕嘟响，黑苦着脸，一句话不说，让文常把他的意思讲明白。
“公公婆婆又不是赶你出去。把你嫁了，你还是贺家的女儿，么时想回来还可以么时回来。”
犟在地上的阿婆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她哭起来。一开腔就放声大哭。庶几近于嚎啕。都心里沉重如铅。
她哭声小些时，文常问：“那你说说，你心里啷么想的？”
阿婆抽泣着说：“我对不起春生，我这个没用的婆娘，没能为春生生养！”
文常狠吸大烟斗。一口烟在嘴里打一个转，又长长吐出，烟雾围绕着他硕大的头颅缭绕不散，沉吟了一会，他说：“公公婆婆没怪你！我们贺家都没人怪你！”
阿婆嗫嚅着说：“我要为春生养一个孩子！”
公公、婆婆，还有文常都面面相觑，春生都死了，她怎能……？
阿婆说：“像春生这样的人，是不能绝后的！”
春生是什么样的人？春生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还是她的男人。这个意思在场的三人都懂。可那其中不懂的成份远远大过这个懂得的意思。文常无语。公公婆婆亦无语。
“爹、娘，你们要真是对媳妇好的话，就让学禹跟我！学禹跟了我，我啷么样都会把他养大，让他成为春生那样的人！”
学禹是春生的胞弟锦章的大儿子，还只三岁，一个与春生血缘最近的娃娃。
公公婆婆紧张的心松下来，可她这话提得太突然，太一厢情愿，不知道怎么来回答她。
话有文常替他们说：“你提的这个事呢，还得跟锦章两口子商量，他们要是同意，才作数。再是，你是出门去，还是留下来，你自己要想好，想好了，再作决定，这样对你，对大家都好！”
阿婆斩钉截铁地说：“我想好了，我不出门！我生是春生的人，死了，是春生的鬼！”
翌日，贺星楼办了两桌像样的饭菜，将一同避难来官地坪的族中长辈们请到一处，由文常主持，写了契书，将三岁的贺学禹过继到贺锦斋、戴桂香夫妇的门下。
从这一天起，贺学禹命定成了替红军师长贺锦斋传递香火的人。
八十多年后我认识的贺建军正是贺学禹的长子。
一九二八三月，刚刚随贺龙来到桑植的湘西北特物书记周逸群，当了解到贺氏族中有不少寡妇，就同贺族几位长辈一一叙谈，劝他们破除“三从四德”规矩，还寡妇们一个自由身，为此，他在贺龙家中写了一首《妇女歌》来教育广大妇女要争取民主自由，解放自己。歌中唱道：
……
三尺裹脚布用手来扯断，
把封建的枷锁，打得稀巴烂。
快穿上文明鞋，走上革命路。
争平等，求自由，大步向前。
……
周逸群在写这首歌的时候，还劝过贺龙的姐姐贺英改嫁。贺英与丈夫谷吉廷早年聚啸山林，对抗官府，一九二二年谷吉廷被官府害死后，她虽一个妇道人家却依然撑起义旗打富济贫。桑植起义时，她率一千多人的队伍参加了工农革命军，此后率领游击支队，为策应红军主力，创建和保卫桑鹤边界苏区做出巨大贡献。一九三三年五月，她在湖北鹤峰县太坪镇洞长湾牺牲，时年四十七岁，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女革命英雄。后来产生广泛影响的歌剧和电影《洪湖赤卫队》中的韩英正是以她为原形塑造的艺术形象。可是贺英至死都是独身。
桑植县文史部门曾统计过：整个大革命时期，桑植先后参加红军的子弟兵有两万多人。待新中国成立时，能“衣锦还乡”的红军将士已不足一个连。就是说，这数以万计的子弟兵的尸骨绝大多数抛撒在了漫漫征途或异地他乡，于是桑植至少留有三千位红色寡妇。
为什么有这么多寡妇？
按今天人们的思维，贺氏家族以及桑植县的这众多的红色寡妇们，只是传统文化的牺牲品，当他们的丈夫壮烈死去或因故而分手后，她们依然恪守着从一而终的妇道古训。即便她们曾经是寡妇，可中国成立后，她们完全可以争取自身的解放，另寻改嫁。这样理解当然没错。但我总觉得这是一种敷衍塞责对不起历史的说法，是一种不近人情缺失良知的说法。事实上，我并不关心她们为什么一定要守寡，“在一棵树上吊死”。我关心的是她们已成为寡妇这样的事实和她们的命运。由此我得出一个有点糟糕的悖论：她们的丈夫在的时候，革命本来是为她们争取自由民主、过上幸福生活的，可是革命胜利后，她们却没了丈夫，她们反而过得更差了——她们成了寡妇。
我立志用全部的激情和才情为三千红色寡妇写一部长篇小说。古希腊人说：“命运的看法比我们更准确。”因为关心她们的命运，我试图和她们相遇，和她们的欢乐痛苦相遇。我感觉我正逐渐加入她们的生活，有时我幸运地听到了她们内心的声音，她们浸漫在无数个长夜的声声叹息，她们的哭泣，甚至她们的心跳。这样我充分理解坚韧如水的她们为什么要向命运低头，为什么要向苦难归顺——她们的低头和归顺，完全是因为能用性命相抵的一份爱，或一句承诺，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你一年不来我不年等，你两年不来我两年挨，钥匙不到锁不开。”
我懂得，情歌是从一个民族肌体里抽出的根根肋骨和鲜亮的血液。只有在那样的特殊年代和桑植那样的特殊地域，才会唱出《马桑树儿搭灯台》这样优雅、婉转、缠绵、凄恻的民歌来。
而我要做的，便是诉说她们和不断地诉说她们。
这使我想起另一位不知道能不能将她称作寡妇的阿婆。
我到桑植的一个红军村毛垭村采风时了解到——毛垭是紧靠湖北鹤峰县的边界村，孤悬绝塞，地势险要，易攻难守，当年这里驻扎过四百多名红军，其中两百多人在遭白军围剿时长眠在这里。当年毛垭一百多村民，先后就有三四十人参军红军，其中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时，毛垭最后一批走了十七人。走的时候，他们的亲人都将马桑树的枝叶烧成灰，让他们每人怀揣一把上路。不难理解，这是一个美好的意愿或意象，象征他们的肉身与家族血脉和故土山林紧密相连。后来，这十七把马桑树火灰全部在硝烟中弥散，连同他们的尸骨一起肥沃了异乡的土地。新中国成立后，倒是一位在一九二八年就当了红军叫杨云阶的人回来了。他在一九五五年仅有的那次回家，是为了将两个业已成家的孩子从桑植毛垭迁移到到常德临澧去居住。当年离别妻儿的时候，他只是位土郎中，现在他是卫生部门的省副厅级领导，办这样的事肯定是按国家照顾老红军的相关规定及政策，我们当然无可厚非。我特别想说的是有关他的另一件事。这件事让我如鲠在喉不说不快。不说，我就感觉对不住写这篇文章需要我付出的良心。杨云阶在延安时期与一位女护士结成一个新的家庭，解放战争时他这个新家已添上了三个孩子。我的朋友、桑植县作协副主席王成均在听说他那次回乡的事情后写了一首诗给他的前妻。这首题为《红嫂良艮走了》的诗偏长，我选取最后两段：
……
丈夫告诉她，贺胡子（贺龙）说家里人
也许不在了，就给说了对象，
丈夫说对不起她，红嫂良艮
红着眼眶说，没什么。
儿子长大了，媳妇娶了，
孙子有了，丈夫回来了，
我死后，也瞑目了。
红嫂良艮看着丈夫离开毛垭，
红嫂良艮留在家里，
唱马桑树儿搭灯台，一唱就是六年。
唱得杜鹃啼血，唱得疾病缠身。
儿子儿媳孙子说要送医院，
红嫂良艮说，我的心死了，
心死了的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红嫂良艮选择一个平静的日子
悄悄地死了，那一天
毛垭的马桑树红了又去青，青了又绿。
读过这首诗，我的心情很沉重，我问王成均：
“一九五五年，儿孙给迁走后，良艮大婆跟谁过？”
“儿孙求她过去住，她拒绝了，她一个人在毛垭过。”
“她一直是一个人过？”
“有人劝说她改嫁，可她说男人当官，啷么能丢人现眼……”
王成均告诉我：“杨云阶一九六一年七月在省城因病逝世，享年六十七岁。不巧的是，毛垭的良艮大婆两个月后也在毛垭谢世。”
“啊！那，那这是天意？还是她自己选择了死期？”
王成均说：“我愿意依照湘西民间千百年的一种迷信说法这么理解良艮大婆：她和杨云阶那位有知识有文化的后妻，两人哪个先死，哪个就可以去天堂永远陪伴她们曾经的丈夫。事实上，良艮大婆抢了先，她是带着胜利者的微笑回到丈夫的身边的。所以我在这首诗的开头写道：良艮大婆死在自己家里，谁看了都会感叹嘘唏，她脸上显得很幸福。”
还是继续开始我的故事吧！那些人物已经在我的脑海焦燥不安，宛如奔驰中不能停下的马匹，他们急于走完他们悲剧式的人生。
阿婆待学禹如同亲生。若说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那也只是很肤浅的形容。贺建军说，倒是有这么一件事可以拿来做佐证。
当年湘鄂边山区，敌我双方的武装对峙是犬牙交错，呈现你进我退、我来你走的拉锯状态。有一阵子，贺龙的部队驻扎在湖北鹤峰。有一队白狗子探得贺氏一族躲藏之地，趁着月黑风高，前来抓捕。听到报信时，白狗子离湖坪只三四里路了。那天晚上，白狗子在后面追，大伙往林子深处拼命逃亡。阿婆背着学禹，一个踉跄，学禹从后背上扔出去，一骨碌滚进了脚下崖坎。阿婆喊着学禹，舍了命跳下去。
幸亏红二军有一个营队就在官地坪活动，闻讯赶来接应，贺氏百十口人才逃过一劫。
立马派人去寻阿婆和学禹。下午时候，学禹抱回来了。一件男人的破衫从头脸往下将他紧裹，下面露着脚跟。阿婆也让人背着，两脚肿得发面糕似的，她走不动，哭得只剩下抽泣。贺锦章两口子过来，掀开那件破衫一瞅，学禹浑身是血，小衣服紧粘在皮肉上，怎么撕也撕不开，更糟糕的是他的后脑勺有个流着血的大窟窿。手指一探，口鼻里没气息了，夫妇俩号啕起来。有人忙着去找木板，打算做个匣子将他埋了。阿婆哭着、挣扎着下地，将躺在地上的学禹抱进屋，放到床上，用温水一点点褪掉贴住皮肉的衣服。再慢慢搓揉学禹。从头发稍到脚趾缝再从脚趾缝到头发稍，反反复复地搓。夜黑，她脱光衣服，把学禹的小身子捂到心口上暖。从头暖到脚再从脚暖到头，反反复复暖。两天两夜，她关紧房门，不吃不喝，不吱一声。第三天早上，屋外只听到她尖声细气地叫一声“学禹”。房门被踢开，有人拿着木匣子进来，准备将学禹装了去埋葬。可一时全都傻眼了，学禹正躺在她怀里笑着叫她娘呢。
贺建军问过奶奶，你啷么把我爹给捂活了。奶奶说，我做了一个梦，见到死鬼春生啦。我说，春生，学禹现在是俺俩的孩子，你得想法将他救活……春生说，俺去求阎王爷……奶奶说，你爹能活过来，还得感谢你爷爷呢。
阿婆原本是靠高墙深院的庇护才活得滋润的女子，舍此她便是一个乡间弱小者。现在春生死了，一家人又一直在跑反避难。可以想象，一个带子的寡妇是何其弱小。但弱小者自有弱小者的担当。她的担当是滴水成河、聚沙成塔。在颠沛流离中将学禹抚养成人，其九死一生、忍辱负重的情形可想而知。
一九四九年十月，解放湘西的枪炮声震颤了洪家关，也震颤着阿婆的心。阿婆带着二十一岁的学禹来到春生的坟前，烧了一夜的纸，唱了一夜的“马桑树儿搭灯台”，她告慰九泉之下的春生，红军又打回来了，国家要改朝换代了，她和学禹要过上好日子了。
可是，阿婆在不久之后的土改中却被划为富农成份。富农就富农，她觉得没什么，现在是共产党的天，好歹她也是个红军师长的遗孀。叔弟锦章因为是个乡间才子，是桑植县首屈一指的知识分子，被选为新政权桑植县第一任县长。因为文常哥当时是西南最大的军区首长，锦章县长没干过一年，就拖家带口奔他去了。为了能让学禹有个好前程，阿婆极力促成学禹跟亲生父母过去。不久学禹在成都参军，光荣地走上了抗美援朝战场。当时公公婆婆已过世，锦章一家人都要她一起去成都，她执拗地说：“我哪儿也不去。我走了，春生一个人在这边，孤单着呢！”
智者说，性格决定命运。阿婆这又一次的固执，造成了后半生多舛磨难的开始。
朝鲜战争结束时，全身而归的学禹选择了回桑植。原因很简单，他要为阿娘养老送终。学禹从小就明白，阿娘对自己的抚养之恩大于亲生父母的生育之恩。
可是，学禹心里怎么也容不下给阿娘划定的富农成份。当初没觉得事情有多么严重，现在也许是因为在战场上立过功，长了脾气，他变得耿耿于怀起来。于是走上了一次又一次上访告状之路。也许是他在连续几年的上访告状过程中某些言词不慎，某些行为过激，触犯了新生红色政权的某根“高压线”，终于在某一天把自己告进了牢房。他被判刑七年。阿婆心里的苦水哟，也只好经常在春生的坟前倒了。
天道自在人心。一九六零年，时任洪家关的党委书记贺兴凯，也是洪家关人，对阿婆知根知底，想她一个红军师长遗孀，国民党当权时她东躲西藏，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如今是人民的天下了，她却是个富农婆，儿子还因为她坐了牢，她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她活着还有什么想头呢？她要是有一天想不开寻了短见，那一定是他这个党委书记的失职，更是他这个贺家子弟的耻辱。于是贺兴凯上县政府，找民政局，把无依无靠的阿婆送进了洪家关光荣院。贺兴凯摆出的理由就两条：一九五八年洪家关建光荣院时占了阿婆家的老宅基，现在她老了，无依无靠；再说她是红军师长贺锦斋的遗孀，是正儿八经的红属。两条理由铁板钉钉，堂而皇之，任谁也无法反驳，任谁听了，都会心生善意。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远在北京的贺龙的运命不济又牵扯到洪家关的亲人。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贺龙被神秘地接到京郊山区一个地方住下来。谁知这一去竟是八百七十天，将近两年半的时间。贺龙受尽折磨，于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含冤而死。贺龙一倒，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他的家乡洪家关，就有人忙着将贺龙的旧居拆除，然后将其宅基地夷为稻田。贺龙的死，要说冲击最大的还是洪家关贺氏家族中的几位遗孀。先说一个刘定姑。她是贺龙堂弟贺干臣之妻。贺干臣早年一直战斗在党的秘密战线，一九三六年牺牲于上海国民党狱中。刘定姑惟一的儿子也于一九五六年病逝。一九五八年她进光荣院时已是精神受不得任何刺激的一个疯癫之人了。“文革”开始不久，贺龙被关的消息传到洪家关，她一天到晚念叨：“文常哥没得救了！文常哥没得救了！”贺龙死后的某一天，她在洪家关乡街上看到游行队伍呼喊“打倒贺龙”的口号，回到光荣院她便关紧房门，开始长一声短一声地哭起来。第二天早上，不见她来吃饭。光荣院工作人员去敲门喊人，看见她已用自己的裤腰带把自己吊死在床架上。
阿婆也是在劫难逃。贺龙死后，阿婆被“请”出光荣院，被勒令参加生产队劳动。一个近七十岁的老人，突然就陷入了屈辱和饥饿的谷底。有一回，她趁收工时拨了一个萝卜藏在身上，结果遭到搜身。这成了她“妄想复辟回到旧社会”的证据，然后是没完没了的批斗。那些年，她是洪家关最好的批斗对象。她不准吃饭。要站到乒乓球桌子上。一站就是大半天。有一次她终于晕倒，一头栽到在地。
这个温和如水的老女人，即便是再激烈的运动，她都是低眉顺眼、一声不吭地死扛着。惟有一次例外，她表现出了少见的愤怒。
一天，洪家关来了二三十个红卫兵小将。一来就打问贺锦斋的坟在哪儿。小将们嚷叫着要挖他的坟。说贺龙的老屋都平了，他一个“贺龙的死党”，还留着个烂坟干啥？那天阿婆在稻田里扯稗草。阿婆赶过去时，红卫兵小将们挥锄舞锨，已经开挖。
那天阿婆十三岁的长孙贺建军在河边放牛。
当贺建军赤膊光腿地赶过去时，看见阿婆正坐在坟边上，手里拿着一株什么草正吃着。阿婆见他来了，流着泪说，建军你来了正好——你告诉你爹，等他们把爷爷挖出来，得再找个地方，把我和你爷爷一起埋了。说完，阿婆笑了，满脸的泪都笑开了……阿婆开始唱起马桑树儿搭灯台，写封书信与姐带……阿婆唱歌时一脸幸福模样。贺建军辨清阿婆口里吃着的是田头地角到处生长的水蟒藤。那是一种含有剧毒的草。人吃了不过夜就会毒发烂肠而死。平日里他们小孩扯猪草连水蟒藤碰都不敢碰，谁还敢拿来吃。阿婆是洪家关第一个吃水蟒藤的人。贺建军脑壳轰隆一声就大了，拼命大喊，奶奶吃水蟒藤了！奶奶吃水蟒藤了！期望他爹和其他大人过来救他奶奶。他发了疯似的扑上去，抱住一个红卫兵，又撕又咬，与他厮打一处。那些城里来的红卫兵中有人知道水蟒藤的厉害，被贺建军这么一闹，吓得落荒而逃。听到喊叫的大人们，挥舞着锄头和棍棒追赶了他们好几里地。阿婆很快被送进公社卫生院。阿婆想死没死成。
从这天起，阿婆发现，人们对她的批斗变得温良恭俭多了，次数也明显少了。即便有时迫于“革命形势”不得不批斗她，也不过是走走过场，装装样子。批斗时人们不再对她推推搡搡甚至动手动脚。不再不让她吃饭。也不再让她站乒乓球桌子。阿婆还发现，每当她饥渴时，就会有人预先在她走过的路边丢下一根番薯或萝卜，让她捡了吃。每当田间劳作她因年老体弱干不动时，生产队长就会装作凶煞煞的样子呵斥她：我说你个富农婆，在那儿死撑啥呢？累倒了你想害谁呢？还不快些滚回家去！
人们为什么突然对她变得这么好？阿婆百思不得其解。若干年后，乡亲们在回忆往事时，对她在春生的坟将被挖掉时以吃水蟒藤相抗争给予了无以复加的赞颂。乡亲们全被她打动了。她一个老人，不害人，不偷人，不搬弄是非……她的存在对谁也够不成任何威胁。她还那么有情有义、心地良善，就算她是个富农婆，可她实实在在是个好人。到底有啥理由与她过不去的呢？
阿婆以吃水蟒藤相抗争这种作为照着他们狭隘的内心。
也就是从这以后，阿婆有了更充裕的空闲和机会去陪伴她的春生。每当夕阳西下大地涂金的时候，收工的人们拖着疲乏的身子慢慢走回家去，总看见阿婆站在春生的坟前踮起脚尖向远处张望。她那样子好像是在看夕阳，又好像是在看通向县城的那条公路。
事实上阿婆是在看通向县城的那条公路。那时阿婆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哼唱着那支情歌：“……你一年不来我一你等，你两年不来我两年挨，钥匙不到锁不开。”当阿婆唱起这支情歌的时候，她生命的时辰仿佛回到了一九二八年春生骑着大白马与她告别的那个早晨。而现在她要做的，就是将自己做成了一个永远的归巢，期待着骑着大白马的春生突然在她的视野中出现。她用她整个生命燃烧起来的激情，在唱着这支她唱了无数遍的情歌……
写到这里，我想到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阿婆，她的春生已经死了，她到底在等谁呢？她会等来谁呢？
一九七五年七月的一天，由几辆清一色的北京吉普车组成的车队从县城驶向洪家关。车队在波光潋滟的玉泉河边停下。从车上走下来的十几个州、县领导，拥着一个头发粗硬而斑白、神态举止酷似将军的老者。他们爬上河岸，走上田埂，来到一块稻田边站住了。
那块稻田正是前些年拆了房屋、平整过的贺龙的老宅基地。
这天是个难得的风和日丽的日子。洪家关上千亩由水稻田组成的小平原上，每一株稻禾都已成熟。它们正弯下沉甸甸的身子，等待着几天之后人们来收割。一阵风儿吹来，一排排稻浪从田畴的那头滚过来。阳光大团大团地泼洒，使得金波黄浪间，弥漫起一阵阵庄稼和泥土的芳香。日后人们回忆起这天的事情的时候，就仿佛闻到了那一阵阵混合着庄稼和泥土的新鲜气息。
后来据当时随行的县政府工作人员说，站在田埂上的老者以十分平静的口吻询问县长：“桑植县这些年的水稻产量怎样？”县长实话实说：“桑植九山半水半分田，产下的稻谷养不活五分之一的人，群众的口粮主要还是靠杂粮。很多山区，一年到头，只能，只能混个半饱。”老者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像淬过火的铁，说：“贺老总的老屋基都开成了稻田，群众还吃不饱？”这丢在地下能砸出坑来的一句话，直噎得县长无地自容，羞愧难当。
他称已打倒多年的贺龙为贺老总，可见得他与贺龙有着非常寻常的关系。
这位老者叫张平化，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二书记。他是贺龙的老部下，长征时，他先后担任红二军团四师政治部主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和红三十二军政治部主任。后来桑植县志对他这天的到来是这么记载的：“张平化同志到桑植县亲自组织贯彻学习中共中央为贺龙平反的决定精神；为贺龙故乡洪家关筹建洪家关中学，实现贺龙生产夙愿。”顺便说明的是，在这之前的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党中央就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可这次对贺龙的平反是不彻底的，有些提法是错误的。因此，一九八二年十月，中央又一次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这都是确凿无疑的历史文献上的记载。
而作为民间记忆，人们却热衷于那种更接近于文学的口头传说。从某种意义上，口头文学代表的是一种民间情感和倾向。人们后来对张平化同志这次来桑植津津乐道的，除了前面他与县长的那段对话，再就是他接见阿婆的情景了。
张平化同志勘察拟建的洪家关中学校址时，不经意走到了一座的坟前。县里的同志告诉他，那是红军师长贺锦斋的坟。他低头默立了一小会儿。当听说贺师长的遗孀戴桂香现在的情况后，他说马上要见她。
那天阿婆伙在一群年轻妇女中，正在一条水渠里的清除淤泥。当阿婆一身泥水地被带到那些陌生人面前的时候，完全是一副勾头弯腰、准备接受批斗的样子。张平化同志拉着她的手让她坐下来，并亲切地说：“嫂子，你坐下。”
阿婆很害怕。坐下了又起身。两腿打着战。
张平化同志心头一热，喉头哽了一哽，泪水直在眼里打转。他向阿婆深鞠一躬说：“嫂子，您别怕！我来晚了，我向您陪罪了！”
阿婆惊惶道：“你，你，你是谁？”
张平化同志说：“我是贺老总手下的一位老兵，受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今天为贺老总的事来的。咱们为贺老总平反，把贺老总的老屋再建起来……从今往后，您的日子也会好起来的……”
“你说的可都是真的？”
“我说的句句是实，您别怕啊！谁也别怕！”
阿婆的眼泪哗哗流下来。只是从怕到惊再到喜，阿婆承受不住这巨大的情感落差，全身酸软得像件衣服掉落在地。张平化再次搀扶阿婆坐下。
随后就阿婆的问题，张平化同志对桑植县主要领导作出明确指示：一，戴桂香的富农成份，土改时划分不当，得适当纠正为小土地出租者；二，戴桂香应该享受红属待遇，这么大年纪，再不要让她参加劳动生产了，而且要立即送光荣院养老。
有关阿婆的故事到这里就基本结束了。此后，阿婆在洪家关光荣院度过了她生命的最后二十年。光荣院的日子，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那样，平静而安逸，阿婆过得心宽体胖。要说阿婆还有什么故事，便是与这支《马桑树儿搭灯台》的情歌有关。阿婆养成了一个爱好，就是收集马桑树枝，她的床头、枕头，还有箱子上都放有马桑树枝。每个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或每天黄昏夕阳沉落直到夜色弥漫大地，她似乎总是坐在春生的坟前，为春生唱歌，陪春生说话。光荣院的老人们常听到她说的一句话就是：“春生，我这辈子是对得起你的！”
这似乎就是阿婆这二十年所有的生活。世界变得平和而恒常。生与死已然没有边界。阿婆以永恒的心陪伴着她的永远停滞在二十七岁的丈夫春生……
在春生作别了阿婆的那个清晨之后的几天里，春生率领部队有效地阻击了敌人对洪家关的反扑。我看见一个女人走出家门，走过村街，走到村街尽头那片马桑树林，然后站下了。这个女人就是阿婆。她站在那儿等她的春生胜利归来。天气晴好，阳光明媚。阳光穿过马桑树丛跃落到阿婆身上。阳光亲近阿婆，在她身上开一朵花，又开一朵花，开成无数光的花瓣。阿婆清秀丰润的脸上便有了令人眩目的光影。一对相亲相爱的蝴蝶，衔头接尾，绕着阿婆不停地转圈，最后泊在她的头上。阳光的透视效果让这对绒脚的蝴蝶呈现出透明而斑斓的色彩。
一匹战马从路的尽头得得得奔跑过来。奔至近前的时候，阿婆微微扬起下颏，看清骑在马上的正是她日夜思念的春生。春生翩然下马。春生微微笑着，紧紧牵住她的一只手说：“我听到你唱的歌了。我们再也不分开了！”随后春生将阿婆扶上马。就这样，阿婆骑在马上，春生牵着马朝前走去……
这只是我的幻想。没有马桑树林、阳光和蝴蝶。没有翘首的阿婆和凯旋的春生。这一切都是往昔尘烟。长亭外，路尽头，碧落黄泉，一阕情歌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香魂!
在阿婆和贺锦斋师长的坟前，我和贺建军大哥将火纸一张又一张放在幽幽的火上。一层层纸灰随着灰黑的烟在坟上舞蹈着、升腾着、旋转着，像一群从地下飞起的蝴蝶，又像是阿婆和春生对我们作出的回应和问候。
这回是真的。我和贺建军大哥都听到了——一支缠绵而悱恻的情歌，宛若是被一根赶牛的鞭梢从山那边甩过来似的，又恍惚是从遥远的天边飘来，恍惚从地下升起，从深远的岁月里传来——
马桑树儿搭灯台，
写封书信与姐带，
郎去当兵姐在家，
我三五两年不得来，
你个移花别处栽。
马桑树儿搭灯台，
写封书信与郎带，
你一年不来我一年等，
你两年不来我两年挨，
钥匙不到锁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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