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八国联军再次火烧圆明园，残破的圆明园在战乱中遭到彻底的毁灭。随后，圆明园还经历了“木劫”、“石劫”和“土劫”。
圆明园遗址保护：
漫漫长路 三派纷争
1976年，新中国为了保护圆明园遗址，专门成立了圆明园管理处。也就是从这时起，如何修整和保护圆明园，就开始有了分歧的端倪。
但真正让这种分歧放大到引起全社会关注的，是一份声势浩大的倡议书。1980年8月，90多名古建和历史专家在北京召开圆明园罹劫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上，当得知一个外商想在圆明园投资盖宾馆的消息时，与会者决定写一份倡议书并征集社会名流签名，尽可能扩大社会影响，号召对圆明园进行保护、研究和整修。这份《保护、整修、利用圆明园倡议书》提出：政府重申保护法令，公布圆明园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立专门的机构研究和管理;修建围墙、防止破坏;妥善安排遗址内农民;有计划地发掘遗址、研究史料，做好整修准备工作。
那一年，有1583人在这份倡议书上签字，这是一份超级“华丽”的签名名单，列在前面的有宋庆龄、沈雁冰、习仲勋、许德珩、张爱萍、史良、荣毅仁……老将军张爱萍所写“整修整修，还我河山锦绣”一度成为那个时代的流行话语。
这份倡议书使圆明园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同时也引爆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反对的焦点集中在于：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还很穷，问题成山，需要大量经费解决。这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一派观点。有人甚至把整修圆明园和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相类比。
而支持者认为：整修圆明园是 “振兴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映射着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的圆明园，也同时承载起了百年强国梦。
恰逢此时，电影《火烧圆明园》上映，引发轰动，也让更多的人对圆明园的悲剧历史有了直观的认识。在这样的争论声中，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旅游作为圆明园“出路”的想法轮廓初具。
1983年，圆明园沦为废墟一个多世纪后，终于在北京的城市规划中被定性为遗址公园。作为遗址公园建设的一期工程，福海于1984年12月1日开挖。沉睡了一百多年的圆明园，在一片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中苏醒了。
随后，关于圆明园遗址的保护问题每隔数年就引起纷争，先后经历了四次大的争议：1980-1988年的遗址清理整治与保持废墟之争;1995-2000 年与2003-2004年的部分整修与维持残园之争;2005年圆明园遗址的防渗措施与保护生态之争;2006年到2009年由浙江横店圆明新园工程的动议和启动引发的圆明园异地重建与反对重建之争。
异地重建：
圆明新园被紧急叫停
“整修派”和“废墟派”的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矛盾激烈时势如水火。
2000年，北京市出台了《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规划也是各方观点争论出的结果———既适度整修，又不盲目行事。《规划》重申了圆明园遗址公园的保护原则，批判商业游乐化倾向，决定恢复全园的山形水系及植物配置，保持大部分遗址被毁面貌，必要的建筑物恢复限定在1/10以内。这些内容足以让“整修派”无比振奋。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规划》出台之后，环保主义者异军突起，成为“废墟派”的新生力量，并且在“废墟派”的发言体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的分量。
就在“整修派”和“废墟派”还在争论不休的时候，“重建派”突然横空出世，以咄咄逼人之势抢占了争论的焦点。
2008年2月，浙江横店方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高调宣布，“按1∶1的比例重造一座圆明园”。豪言一出遂引起全国范围的广泛关注和争议。但由于该项目规划用地6165亩，其中3096亩土地不符合横店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包括基本农田1057.4亩。圆明新园重建计划在宣布两个月后即被紧急叫停。
圆明新园重建虽然停下，但它掀起的波澜至今没有完全平息。这种争议本身也反映了在国力提升和国际影响力扩大背景下，中国社会和民众如何对待伤痛历史的纠结以及回归理性探讨的态度。
151年间，几代人试图重建圆明园的计划都在争议声中几经波折，每次方案的出台都能挑动中国人最敏感的历史神经，掀起新一轮“修”与“存”的论辩。
对于圆明园一去不返的“绝世美景”，公众一直带着遗憾进行想象。是修复那曾经的华美梦境，还是保存这遭受蹂躏之后留下来的断壁残垣?可以预见，争论仍将继续，作为举世无双的皇家御苑和当之无愧的“世界园林之王”，圆明园本身就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美丽与哀愁，无论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圆明园都是一个震撼人心的梦幻杰作，永远不会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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