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过兵的人都知道，班长一般是指兵龄比自己老一些的战友，“一日班长，终生兄长”。
我有许多班长，但从行政管理权来说，只有黄福才和孙策两个，因为我当战士就在他们当班长的班里头。
记住班长有很多种方式，最经典的是不打不相识。
黄福才班长是我的新兵班长。
我入伍是在战友文化“打是疼、骂是爱”盛行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武汉市江夏区那个叫花山吴的山沟里，黄班长用眼睛瞪着我。
“你还动！手指并拢！”边说边脱下作训帽，示意性地准备给我一小抽。
我赶紧开闪。
“唉哟喂，还敢躲？”他明显被我激怒，表现出很生气的样子，准备继续给我另一抽。
新兵蛋子的我，见这阵势，条件反射式地立刻开跑。
我在新兵训练场足足跑开了几百米，他也足足追了几百米。
那时我瘦，跑步十分麻溜。我边跑边想，他追上也只是训我，追不上，那可就要挨重训了。而且万一班长们联合起来训我，那可真就是完蛋了。
我忽然间就清醒了过来，于是慢下脚步停住。背上被班长狠狠地抽了两帽子。武汉的腊冬，穿大棉袄，不算痛。但后来据战友说，当时我演得“很痛很痛”。
前几年老部队八一建军节大聚会，站在6号、7号仓库之间的场坪上，我向黄班长求证他要狠狠训我的动机。他始终不承认有这么一回事。只一个劲乐呵呵地说：“当年对你不严格，有我们现在的龙上校吗!”
黄班长说话的声音有些铿锵，还带有一丝的骄傲。随后，他转过身去，高声招呼着我们那一届新兵时所有的老班长们，“来来来，我们和这个新兵蛋子照张相！”我推辞着不肯站中间，但最终还是被老班长们让在了“C位”。
对于这件事，从那时候发生起，我就一点也没记黄班长的“仇”。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有时，在办公室一个人独自想起当年黄班长追我的情形，仍然会愉快地偷着乐，觉得非常有意思。
孙策班长是我下连队后在通信班的班长。
孙班长属大爱型，他对我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他对每一个士兵都这样。他的茶叶，大家都可以随便泡；他从家乡带来的海南特产，大伙儿都可以随意享用。最感人的是，在那个电话联系靠中继一站一站联通的年代，他会想尽办法让有女朋友的战士们保持着与对方断续而持久的联络，那时，我们营部电话总机总共也就两个外来信道。
孙班长话不多，管理上很有条理。他总是把班里要做的工作分配得恰到好处，总是嘱咐我多点时间去复习功课，总是忠告我酒要一口一口慢慢地喝，我现在很多良好习惯都是那时孙班长督导养成。
他退伍后，我接了他的班长岗位。隔年我考上军校，我激动地把第一个电话便是打给了他。
黄班长和孙班长同是海南三亚天涯人，一起的还有董常文、李平等班长们。这些年，每每去三亚出差，我都要挤出时间去看看他们，和他们喝口茶，聊一聊属于我们之间永不厌烦的往事。他们对我，总是暖心地给予、恰当地提醒、真诚地祝福。他们会拎来家里刚摘的时令水果、刚上岸的海鲜，嘱咐着我带回广州捎给我的家人。
曾经学着做过一件很佛系的事，便是逐次删减手机里基本不用的电话号码，删除没有印象的陌生名字，删掉许久不曾联系的过客，甚至是八杆子打不着的远亲。剩到最后，我却十分舍不得删掉手机里的每一位战友，哪怕后来好多年压根儿就不曾联系过。那些年，那些挨过的所谓班长“打骂体罚”，包括掩护战友躲在厕所里抽烟而一起受罚的囧事，都早已不重要。把他们的名字保存在手机里，就好似他们还和我在一起一样，一个号码也舍不得删掉。
战友们和我在同一支部队，时间有先后，但交会的情感却至真至纯，亲如兄弟。这一点，是许多未曾当过兵的人所不能体会的。我的班长们现在分布在河北、湖北、广东惠州、广州芳村、花都、增城，还有海南三亚等多个地方，手机微信里建起来的战友群，时常会在某个传统佳节，还有某个周末十分热闹。
又是一年八一建军节，又有思念涌上心头。
一声战友，一世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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