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阳光，明媚暖人，午睡的我被手机声唤醒。老领导打来的。他在电话里问我：“下午有空么，我们一起去爬七星山？”
我满口答应。得不负春光。
七星山是一座堆满传说的山。
七星山，曾拥有三百六十家烟火、七十二家绸缎铺，曾飘扬过覃垕王联合峒蛮分上、中、下三营反明的大纛。三十年前，我曾去过七星山。
从城内上七星山，须乘车先到大坪镇。七星山是永定区最高的山，山上没有稻田，耕种仍沿袭原始的一烧一播种，农作物产量甚低。山民吃饭，靠广种薄收；山民用钱，靠釆草药、打猎物、割漆树。
临登山时，遇到一位胡姓老人。遥指七星山的最高峰向我们介绍：那峰唤作羁马桩。相传，张良从赤松子游曾羁马于此。桩上留有象棋盘一副、七星卒二枚，是张良与赤松子对弈所遗。
在沿山的褶皱里，折腾了三个多小时。我们终于攀爬到了羁马桩边。桩边有一块石碑，碑文莫辨。同行的卢心武兄说，这该是先民修路的功德碑。
一方山水养一方儿女，一方儿女赡养一方大神。到了山顶，才知道七星山人赡养了藤角大神和扎口大神。神专司山上的善恶美丑、吉凶福祸、生老病死。七星山神分工明确，藤角大神管人疾病防治，每有大病小恙，山民就烧香拜它求平安。扎口大神管农作物病虫害。山民说，扎口大神捉虫时，一只手往嘴里塞，一只手捏紧屁股，不准漏屁，企图将虫憋死。其献身精神，令人钦佩。
藤角大神是用野藤雕刻的。开始，人们在无意间拿起野藤，发现能减轻疼痛或不药而愈，便以为野藤有灵，遂雕成菩萨，奉为神。是的，这些自发的、原始的信仰，源于人们对外世界的无知，但在它产生的时候，却有着十足的虔诚。
后来的日子，山上善男信女已恍然大悟。他们发现，几十斤钱纸似乎都白烧了。
已记不起谁曾经说过，山就是人，人就是山。七星山人在七星山泉的滋养下，在山风山雨的陶冶下，秉承了七星山的性格、意志、风度。七星山人个性鲜明，有七星山一样的耿直，一样的朴实。你每走一户，都有人请你坐，给你烧开水，请你吃野火烧熟的包谷，请你吃鼎罐煮的包谷饭，请你打他们家的酸梨子，请你摘无主的毛桃子。山民告诉我，到你们城里找人没意思，到了门口都问不到。
七星山上，我遇到了两位老人。
一位是曾老师。一位是“孔夫子”。
曾老师退休那年刚好三十一年教龄。其中有二十六年是在山上教书。那年月，七星山上有两所学校，但只有他这一名教师，他只好上午在东校，下午在西校。说起这个，曾老师他很自豪。他说，当年大庸县广播电台还曾报道过他的事。后来，山上人少，不办校了，他调下山教书，他的老伴、儿女都随他下了山。可他退休后又舍不得这山，便独自搬了上来，在山上喂了三头大肥猪、三头黄牛，养了一箱蜜蜂，种了一大片荒地。他忙里偷闲念四书五经，读幼学琼林，翻新华字典，做渔鼓对联。那天晚上，我又听见“咚咚”的渔鼓声一声声地传来。那疲惫的声响，舒缓的节奏，单调而又枯寂。七星山之夜，徒然间增添了三分寂廖，七分神秘。总让人有些远离尘寰的幻觉。
一位是“孔夫子”。
“孔夫子”六十多岁，姓卢，名曰“夫子”，因鼻根部有先天性缺孔，山民毫不忌讳地喊他“孔夫子”，他也并不在意。“孔夫子”的行当，大概是些为山民祈福消灾的“法术”。新风的吹拂，深刻地动摇了“孔夫子”的根基和在山上的权威地位。“夫子”本人也在我手里诊过病，我一上山，他说：“那年患病，我多亏了你侯医生！”
黄叶当风作蝶舞，秋天的七星山最美。包谷、酸梨子、丁香、毛桃子都熟了。蜂糖的香甜也从蜂箱里悄悄地溢了出来。此时此地，面对静谧的山野，我抚摸着路旁的青松，油然生出一种莫名的情愫，陷入莫名的沉思。老卢说，这松树是飞机播下的种，二十年了，山下的松树都长好大了，这山上的气候偏寒，硬是长得慢些。
飞机播下的种子，在七星山，或飘落在荒山野岭，或落在沃土里，或掉在草丛中，但都会发芽、成长。哪怕落在七星山的岩缝里，也会蓬蓬勃勃地长出来，挺立在悬崖。
三十年光阴，弹指间。
今天，我们再上七星山，已经再不需要从山中的褶皱里攀爬了。坐上索道，一眨眼就到了山顶。坐上电瓶车，很轻松就能在山里转一圈。除了羁马桩，山顶的一切都变了。站在七星山最高处俯视庸城，四面青山尽呈眼底。四周人们，万家喜乐。
站在七星山顶巅，一浪浪幸福，一波波涌上心头。
有人说，人在走向自然的旅程中，有时为了寻求一种寄托，庇护，认同。我想，大抵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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