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根完成高中学业后，极不安心地回到故乡道童村。他身形瘦且矮，在生产队集体清理河沙时，只能站在一旁统计出工量。党支部后来安排他到广播站，1976年前后，他朗读最高指示的声音会定时在湖南中西部这个小山谷响起。他当时已成年，还是全村仅有几名高中毕业生之一，但“因为家庭原因，党组织没打算很快吸纳他。”时任村支书梁云长说。
30多年后中共中央换届选举，梁来到北京投下他的选票。1979年第二次参加高考后，他在大学里改名为梁稳根。组织在8年前完成对他的考察，梁以民营企业家身份正式入党。去年，他被几家民间机构评为新的“中国首富”。以他在三一集团各公司中持有的权益计算，目前其掌握的财富超过370亿元，绝对数字已是他离开家乡涟源时，全县工业产值的80多倍。
“我的财产乃至生命都是党的。”说到这数十年的变化时，梁稳根在休会期间的发言引发了人们的热议。梁在当地民营企业中较早尝试建立赋有实权的党委。他的公司员工希望得到提拔，必须先递交入党申请。“我希望更多的民营企业能进入中央委员会，可以把我们的声音带到核心层去。这也是向世界的一种象征性的表示，是对民营企业更高层次的认可和支持。”梁稳根在北京说。
梁稳根1956年出生在道童村，距离县城40多里路，而县城到省会长沙又有200多公里。据当地党组织比照层层下发精神形成的看法，梁的父亲是一位政治路线不正确，跨地域流窜的商贩。他“扰乱生产积极性”的生意最远时波及到了邻省湖北。因此直到梁年满20岁时，全家9口人仍要等到夜里，才偷偷编织竹篾保证供应。
梁家祖辈也做贩篾生意，到父亲梁柳清这一代，家中经常遭遇不定时的搜查和罚没。村支书梁云长认为梁家经济不佳：在建造房屋时，他们无法一次做好所有房梁下的石墩，只能勉强分三次攒起来。梁云长从文革时期开始担任近20年村支书，他已近70岁，现在住在邻近的另一个村。
当时梁稳根在这个区域上小学，村支书和他的一位同班同学都记得，他并没有展现出极其过人的读书能力。但他的父亲支持他读到县城里的涟源三中，也促使其他儿女选择当兵或进城务工。梁柳清比同村人有更多远期思维。他促使其他儿女也选择当兵或进城务工。现在，他的后人和近亲集中占有村口最便捷的宅基地，在梁稳根修建的一个直升机停机坪旁，现任村支书正承接他胞弟的住宅重建工程。
梁稳根高中毕业是1974年，高考还没有恢复。他只能先回道童村，白天他从事相对较轻的棉花生产，或者在生产队挖掘河沙时负责计数。梁云长记得，他能承担的工作量不大，一个月大约得到200多工分，“当时10工分等于2毛3分钱”。
文革结束后，在安徽浙江已有村民在悄悄分田自营。党内也有人希望维持旧路线，当时一支县委下派的工作组在道童村蹲点，他们仍需要确定一批走资道路的恶劣案例。梁柳清再次成为负面典型。“上面定了指标，梁家是走资户。”梁云长说，梁家在本村并没受到太多实际打压。
在道童村，学梁家做生意的家庭已很普遍。村党支部书记梁云长也在亲手编织篾具。但他同时要继续执行上级的布置：在已出现资本主义苗头的村庄，分片区安装线路和喇叭。党支部试图借此净化村民的心，重振它指挥集体生产的能力。
梁稳根的身份却因此得以提升。党支部任命他担任广播站的宣传干事，还兼任一个团支部的副书记。借处理乡镇来往的文件，他得以和外界保持联系。在高考恢复后，梁等不及请示村支部同意，自己去县里报了名。村党支部没有因家庭问题阻挠梁1978年和1979年两次参加高考。在他终于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全村真诚地“开了欢送会”。
梁颠簸数十个小时到达长沙岳麓山，在中南矿冶学院材料学专业报到。当年他入学介绍自己时，几乎没人能听清他的发音，引起一阵笑声。两周以前，梁的母校中南矿冶学院庆祝建校60周年，他的简介长期陈列在该专业的办公室外。仅有两名非学术领域的校友有此殊荣，另一位现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就读期间，他和大多数学生一样，认定自己每月19元的生活费来自于党——他提出入党申请，但没有得到党总支的批准，他也没有足以继续深造的科研表现。以至于党最终将他分配到涟源北部山沟里兵工厂时，已被同学和家人看作极大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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