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官倒”和“除名”边缘
洪源机械厂是自1965年筹建后，一直为兵器工业部的国防生产计划服务。在一平方公里不到的厂区，聚集着三线建设迁来的东北技术工人，转业军官和1960年代最知名大学的毕业生。在这家中央部属企业，梁稳根这样的本地大学生报到时，“一点也不会引起关注。”1983年已担任党支部书记的一位员工说。
全厂3000多名员工中，大约有600名党员，他们穿着统一的制服，在相同的时间和广播声中上下班。在2000多坐席的俱乐部，休息日有老胶片电影播放和文艺汇演。热处理分厂技术员梁稳根很少出现在这些场合。他住在一套单身宿舍里，每天规矩地在两点之间运动。一段时间后，他即结识了唐修国、毛中吾、袁金华等人，他们开始饭后游走闲谈，甚至到隐蔽处违反纪律打牌。
梁结识的这群人在厂区并不正统。当时工厂仍施行半军事化管理。适龄男性需要编入民兵连定期参与训练。即便面对教官的呵斥时，袁金华等人给人的印象也是“姿态松散”。但梁逐渐得到厂长王福全关注。王是大连人，搭班的党委书记是湖南人，当时国营工厂正从党委负责制转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以求简化行政流程，扭转亏损局面。
王希望在行政序列里提拔更多年轻人。他直接在领导层宣布了中层人事计划。当时两位副厂长都说，他们在那次党委会上才第一次听说技术员梁稳根。“王厂长当年用人很有意思，他提拔的年轻人里不少是不安分份子，或者是平时很跳的那类。”当时曾担任党委办秘书、团委副书记等职的谢放华说。梁稳根入厂一年多即被任命为体改办副主任，谢的办公室在梁的隔壁，“这个速度当时非常少见，但也还有几例。”
梁稳根进入体改办后，能以非党员身份接触到党委扩大会议，他也更关注整个工厂的变化。随着中央军委逐步裁军，工厂不能再纯粹以军队采购维系生存。工厂开始尝试进行民用品生产。当时涟源县统计数据显示，到梁稳根离开的1986年，该厂还为新的单车产品开足产能，其年产值达到新高，而后却骤然滑坡，到1990年时已萎缩至最高值的1/4。梁清楚这个决策过程，他也能接触到真实的经营数据。
在别人印象里，梁似乎提出过全盘改弦更张的经营建议。这让一些人形成他讲话不够谨慎的印象，他们认为以梁的资质，即便已经身为副处级中层干部，三年内也很难排入党员队列里。很快梁就萌生去意。这件事并不像后来某些记叙那样引起轰动。梁始终和一些工友保持联系。之后近十年时间，他都在劝说他们加入自己。
当时考上研究生的年轻技术员向文波，被党委拒绝暂时脱离生产前去就读，这加速了他远离洪源厂的速度。向第二次考上研究生并顺利毕业后不久，请调到当地一家国资工厂从事管理和党务工作。1991年他也加入梁稳根的团队，现在是上市公司三一重工总裁。当时唐修国也是基层改革分子，他向分管技术的副厂长黄佑程提交了一套改革方案，几乎每天去催促领导翻阅。在确定难以有更多回馈后，他加入了梁的创业团队。
多位当时职工说，梁离开后的第一桶金，来源于与当时涟源县委书记的儿子短暂合作的废弃金属买卖。这个领域存在明显的价格双轨制。县委书记的儿子也在洪源厂工作。他们有望从江西获得一批处理锌料。但要谈妥这趟有几分“官倒”色彩的业务，尚需要证实自身的实力。王批准了一些假期，还借给他们一辆厂领导专属的吉普车。它仍然悬挂军牌，在部队体系里仍至少是团级干部专驾。在一定程度上，它能保证打开门跳下车的人是可靠的。
梁的志趣和视野并不仅在此。他希望自己创造一种市场急需又没有供应的商品。他1986年开始尝试生产电焊条时，涟源统计部门都尚未掌握过这种工业制品的产量。当时梁的胞兄在退伍回村，接替梁云长担任村支书。梁顺利占用过去一个大队部的平房和地下室。他的帮手带着一群村里的青年，将旁边曾是牛棚的自留地也改造成车间。
此时梁擅自离职已有半年。洪源厂公开贴出告示，称已将一干人等除名。但县委书记和厂长保全了他的户籍和档案。梁后来还顺利与县保健院的医务工作者李立华领取结婚证。一位后来为他办理人事调动的洪源员工说，他在涟源市注册企业后，几位当地官员为之协调，档案很快转到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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